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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城市三角形: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

注:这是平安证券宏观团队“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系列研究的收官之作。将我们对未来中国区域增长极的看法浓缩为五个城市三角形,并从功能定位、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房地产等角度指出了潜在投资机会。我们就上半年的中美贸易战专题之后,花了半年时间来做这个专题研究。目的是为了在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市场悲观预期浓厚的背景下,以穿越周期的视角来检视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为市场注入新的正能量。欢迎朋友们关注、评论与转发!

平安宏观组  张明 陈骁 魏伟 杨璇 薛威 郭子睿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也是特定区域率先发展与崛起、再带动其他区域实现协同发展的历史。“八十年代看广州,九十年代看浦东”,这句市场流传甚广的话就清晰地刻画了有关历史进程。然而,在珠三角、长三角陆续崛起之后,尽管中国政府也陆续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重振东北、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的区域性概念,但这些区域的发展轨迹距离珠三角与长三角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事实上,中国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并不亚于中国经济与越南、印尼等东盟经济体的差距。在宏观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增长效率持续低迷、国际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冲突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下,如何重新激活中国新一轮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与东部地区经济进一步融合,消除区域之间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壁垒,锻造交易成本更低的全国大市场,这既是中国经济确保持续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进一步焕发消费引擎活力、推动消费持续升级的重要举措。正式基于上述考量,平安证券宏观团队在过去半年内,以“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题目,完成了五篇重磅专题报告,分别研究了当前中国最有代表性和发展前景的五大重点区域: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地区。而我们这篇报告,是本系列研究的最后一篇报告,也是把之前五篇报告的精华部分糅为一体的浓缩摘要。我们试图以这个市场领先的系列研究报告,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关注中国经济正在孕育的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为当前内外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资产价格波动性加剧的悲观情绪中,注入新的正能量。
 
上述五个重点区域,每个地区都由三个重点城市组成核心城市群:大湾区的广州、深圳、佛山;长三角的上海、杭州、南京;京津冀的北京、天津、雄安;中部的合肥、郑州、武汉;西三角的成都、重庆、西安。为方便描述,我们分别称其为珠三角、长三角、京三角、中三角和西三角。每个城市三角中,都有一个制造中心、一个金融中心、一个研发中心,三者构成有机互补,并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有趣的是,如图表1所示,京三角、长三角、珠三角由北向南一路排开,类似于一张弓的弓背,西三角、中三角与长三角沿长江由西向东一路延伸,类似于一只在弦的箭。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五大核心区域,正在弯弓搭箭,将会助力中国经济新的腾飞。
 
我们认为,城市化而非城镇化,才是顺应市场潮流、节约资源型的大方向,在中国政府限制特大城市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群似乎就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这五个城市三角是沿海开发战略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有机结合,符合未来通过城市带来进行城市化的战略导向,符合资源集聚的需求。
 
本篇报告是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系列研究的总结篇。主要在此前五篇专题报告的基础上,总结、对比和分析五个城市三角的经济现状和发展方向,以探寻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机遇所在。本篇报告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部分通过回顾1978年至今五大城市群的政策规划文件,总结和对比了五大城市群的历史发展情况;第二部分主要从人口与增长、产业结构、财政实力和地产价格等四个方面,对比了五个城市群的经济概况;第三部分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潜在实力等三个方面,对比了五个城市群的资源禀赋状况;第四部分主要总结了五大城市群的经济与资源优势,参照国际城市群经验分析了五大城市群的定位特征,并梳理了各城市群的产业和房地产投资机会;第五部分是总结,展望了五大城市群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五大增长极,其各自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一、历史背景:重东部轻西部,重沿海轻内陆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有进行区域发展规划的惯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针对五个区域都曾出台过一系列的区域发展规划,以划定该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我们首先总结1978年至今五大区域的相关政策规划文件,简单回顾五大城市群自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史发展情况。
 
珠三角发展最为领先,政策与地理优势得天独厚。从1978年广东省率先放开价格管制,到1979年深圳、珠海、汕头成为首批经济特区;从80年代广东的政治体制和流通体制改革,到90年代粤港澳“前店后厂”贸易合作模式;珠三角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排头兵。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使其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战略又促进了其产业结构转型,传统服务业得以迅速培育;近年来政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则有望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引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长三角紧随其后且发展势头迅猛。80年代上海经济区的设立是区域经济协作的有益尝试,但其会议协商的性质限制了其跨区配置资源的能力;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起飞的突破口,这一时期的证券市场开放、金融体制改革、FDI投资热均表明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加速,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也在逐渐凸显;进入21世纪,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主要领导互访、市长会议等起到了良好的协调作用,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表现突出;近年来,覆盖到2030年的长三角城市群远期发展规划,更是赋予了长三角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新使命。
 
京三角先天不足后程发力,雄安新区颇具想象空间。京津冀地区在80-90年代期间一直围绕“环渤海经济区”概念有松散的区域协同合作,但成效并不大。直到2000年吴良镛提出“大北京规划”,才为京津冀一体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此后,政策层面的规划又经历了漫长过程:2004年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2012年“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及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都经济圈,而直到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才宣告出台。总体而言,京津冀地区相较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政策规划滞后、区域环境相对恶劣、首都经济对周边的虹吸效应均成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掣肘。不过,2017年中央提出建设雄安新区并定位为“千年大计”,其重要性与珠三角的深圳特区和长三角的浦东新区并列,意在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重振北方经济;也为京津冀地区的后来居上、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南北平衡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 
 
西三角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按部就班。西三角的发展较上述三个地区更晚,且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区域政策目标从“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转向“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并明确指出要扶持西部发展。2000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每一个五年规划均为西三角提供了循序渐进的发展路线和政策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整体增强。进入“十三五规划”之后,西三角地区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其承担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功能;试点了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窗口;还在川渝设立了第三批自贸区。未来“西三角经济区”有望继续引领西部地区的发展。
 
中三角起步最晚,政策支持力度相对较弱。中三角地区在建国初期曾因全国均衡布局的发展战略短暂地成为全国重点建设区域;但1978年改革开后之后中部地区成为经济政策的“边缘区”,并无明显政策优势;直到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正式实施,中三角的经济发展增速才开始显著提高。近年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至2025年)》进一步提出了中部地区“一中心、四区”[1]的定位,加上其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地理位置优势,切合了高铁时代及国家“八横八纵”铁路交通规划的需求,中部地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总体而言,过去40年五大城市群政策支持和经济发展的情况显示,我国的区域经济规划存在重东部轻西部,重沿海轻内陆的特征,这与中国经济长期的外向型特征有关,也与五大经济区域本身的资源禀赋优势有关。区域自身的特征与政策支持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NASA夜间灯光示意图明确地刻画了这一特征。
 
 
二、五大城市群的经济概况梳理
 
本章将主要从人口与增长、产业结构、财政实力和地产价格等四个方面,对比了五个城市群的经济概况,刻画城市群发展的现状与优势。
 
2.1总体状况: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
 
土地和人口是影响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从区域面积来看,珠三角面积最小,中三角、京三角、长三角大体相当,西三角面积最大,主因重庆行政区域面积较大。从人口特征看,西三角人口总量最多,中三角最小;城市人口密度排名前三的是京三角、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中珠三角虽然常住人口总量不大,但土地面积较小导致人口也较为稠密。
 
总体而言,京三角、长三角、珠三角三个“老牌”城市群的人口总量居中,但人口密度都较大;西三角人口总量和面积均居首,人口密度适中;中三角人口总量和密度均最低。
 
我们首先使用2017年的GDP数据来对比区域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从经济总量看,长三角与珠三角经济总量最大,都在5.5万亿左右;京三角次之,主要是受到雄安新区的拖累,京津两地经济总量即接近5万亿;西三角GDP总量4万亿左右排名第四,中三角GDP总量最小。从人均GDP看,珠三角最富(15万元/人),长三角次之(13万元/人);中三角得益于人口总量偏小,以人均GDP10万元/人左右排名第三;西三角和京三角人均GDP在10万元以下。五个城市群的人均GDP水平均高于全国水平。
 
进一步回顾过去20年来五个城市三角的经济发展趋势:GDP总量排序自2000年至今保持不变,长三角>珠三角>京三角>西三角>中三角;人均GDP排序则有所变化,珠三角、长三角始终居前,京三角由2000年排名第三降至当前的第五,主要也是受到雄安发展的拖累;中三角和西三角人均GDP分别在2005年和2010年左右超过京三角,目前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
 
因此,从五个城市三角的经济整体实力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在经济总量与人均GDP上均排名前列,综合实力最强;京三角经济总量排名第三但人均GDP垫底,主要受到仍在建设当中的雄安新区的拖累,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区域内发展的不平衡;西三角经济体量与人均GDP均排名第四,显示西部地区经济实力在全国仍然靠后;中三角经济体量较小,但人均GDP水平较高。
 
 
2.2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
 
我们从产业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五个城市三角的经济结构状况。
 
1、产业结构
 
工业发展是体现一个城市实体经济“硬实力”的重要指标。从GDP的工业分项看,珠三角工业实力最强,长三角次之,西三角排名第三,中三角和京三角工业总量相对较低。2000年至今,五个城市三角的工业体量排序发生了较大变化。2000年,长三角>珠三角>京三角>西三角>中三角;2008年珠三角工业体量超过长三角居于首位,并在此后保持领先;西三角和中三角工业体量分别在2015和2017年超过京三角,分列三、四位。京三角的工业总规模在2015-16年前后基本走平,考虑到京津冀地区钢铁企业的集中分布,这显然是受到供给侧去产能、环保限产等产业政策的影响。
 
服务业发展则体现了一个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以及新兴经济活跃的程度。从GDP的第三产业分项看,服务业最为发达的是长三角,京三角次之,珠三角第三,这与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发达的服务业及其外溢效应有关;西三角和中三角两个内陆城市群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慢。2000年至今,五个城市三角第三产业的排序保持不变,且近年来第三产业的体量均呈现快速扩张的格局,这也符合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
 
总体而言,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工业和服务业实力均较强;京三角两者表现分化,工业近年来受到供给侧去产能和环保限产政策的负面影响,但服务业实力领先;西三角工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中三角整体状况最差,工业与服务业实力均较弱。此外,如果用工业GDP/第三产业GDP来衡量该区域的工业依存度,可以发现京三角、长三角工业依存度较低,珠三角、西三角居中,而中三角的工业依存度最高。
 
 
 2、总需求结构
 
我们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方面来考察五个城市三角的总需求结构,大致有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增长的投资依赖程度越低。例如,珠三角、长三角和京三角的固定资产规模偏低,在GDP中的占比也仅在30-40%左右;而中三角和西三角的投资在GDP中占比高达70-80%。可见,在区域经济的发展初期,仍然是与投资拉动为主;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及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投资在增长中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
 
第二,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度各城市群差异不大。五大城市群社零规模有所分化,但主要是受到经济体量的影响;社零规模在GDP中占比均在30-40%左右的水平。消费的地区差异较小,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整体消费层次仍然不高:中低端消费、必需品消费为主,高端消费、非必需消费不高,因而造成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消费对GDP贡献度未有明显差异。这实际上也是资本市场此前高度关注消费升级概念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消费升级仍有很大空间。
 
第三,沿海城市出口优势明显,内陆城市外贸弱势。对外贸易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相当显著,位于沿海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与进口规模均领先,而位于内陆的中三角和西三角进出口规模均较小。京三角的情况较为特殊,出口较弱但进口规模巨大,这与我国的外贸结构和当地的产业结构匹配程度有关:我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但京三角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主(例如钢铁);我国进口以大宗原材料为主,则符合京三角工业企业的生产需求。
 
 
2.3财政实力:收支差额与债务压力
 
一个城市政府的收支与债务压力状况,能够从侧面反映该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税收),同时也决定了其地方经济的调控空间及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从财政收支规模看(2017年),五大城市群财政收支规模的状况与经济实力基本一致,长三角、京三角、珠三角排名靠前,西三角、中三角相对较低。除此之外还有几点特征:其一,京三角GDP与经济实力弱于珠三角,但财政收支均高于珠三角,这可能与京三角地区的企业总部注册数较多、税收征管水平较高、甚至房地产限购政策(五年社保及个税)有关;其二,西三角地区财政收入与中三角相当,但财政支出大幅高于中三角,主要是由于西三角城市中重庆的财政支出偏高造成;其三,除中三角有173亿元左右的收支盈余之外,其余城市群财政收支均有不同程度的缺口。
 
由于数据限制,我们考察各城市群所在省份的债务率情况:①尽管珠三角财政收支负缺口较大,但其所在的广东省政府债务率是五个城市群中最低的,说明广东省整体债务状况良好;②长三角和京三角城市群债务率也不高,普遍低于20%;③中三角平均债务率与京三角相当,但内部分化显著:安徽省债务率偏高,河南与湖北省债务率较低;④西三角债务率整体较高,三个城市政府债务率均高于20%,其中陕西省以25%左右居于五个城市群省份的首位。
 
2.4地产价格:住宅均价与走势特征
 
房地产价格与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人口流动、公共服务资源、居民收入水平等密切相关,也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从城市住宅均价看,五个城市群明显分为两个梯队:长三角、京三角、珠三角是第一梯队,城市群住宅均价在3万元/平方米左右,其城市群内部分化也较为显著,北上深三个一线城市独占鳌头,广州、天津、佛山等准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价则相对偏低;中三角和西三角是第二梯队,住宅均价在1万元/平方米左右,中三角各城市的房价最为平均,都在1.1万元/平方米左右;西三角则有一定差异,成都1.5万元/平方米的房价相对领先,而西安则住宅均价最低。
 
从房价趋势看(2010年以来),长三角、京三角、珠三角的平均房价在过去近二十年来持续高于中三角和西三角,并且这个差距在本轮房价上涨周期开启之后(2015年之后)又进一步拉大。自2016年930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之后,珠三角的房价是第一梯队中控制得最好的,均价基本走平;长三角和京三角房价在震荡中仍有一定程度的攀升;中三角的房价增速也是在930之后即出现了显著回落;西三角则是在2017年下半年才出现比较明显的增速回落。
 
 
三、五大城市群的资源禀赋对比
 
本章我们从资源和环境的自然条件、交通和港口的地理位置、以及科技和金融的潜在实力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五个城市群的资源禀赋情况。
 
3.1自然条件:资源和环境
 
自然资源总类繁多,五大城市群的气候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等特征也各不相同;但由于无法量化,我们在此不对其做横向比较。
 
我们可以对比五大城市群的空气质量状况来大体比较其环境条件。从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来看,京三角空气质量最差,中三角、西三角次之。这一方面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例如京三角地区重工业为主,污染较为严重;另一方面也有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例如西安南靠秦岭阻挡了污染物扩散,川渝盆地地形与少风的气候也影响了空气流动。总体看,五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环境条件相对较好。
 
 
3.2地理位置:港口和交通
 
在交通方面,五个城市群地理位置的差异和优势是非常显著的:京三角、长三角、珠三角位于沿海地区,都存在具备国际水平的港口群,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窗口。而中三角、西三角地处内陆,但其纵贯南北、连接东西的地理位置使其天然具备成为铁路交通枢纽的优势;尤其是中三角的郑州和武汉,在我国“八横八纵”的铁路规划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3.3潜在实力:科技和金融
 
如果说工业增加值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硬实力”的话,科技和金融则是支持实体经济的“软实力”。
 
从金融业数据来看,京三角、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金融业GDP规模显著高于中三角和西三角;但金融业在GDP中占比的差异则相对较小,长三角、西三角、京三角金融业占比偏高(超过10%),珠三角和中三角偏低,但也在9%左右。综合考虑金融业规模和占比,长三角、京三角在金融业方面的优势较为突出。
 
科技实力则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指标来衡量:从R&D经费来看,长三角最高,京三角和珠三角次之,中三角与西三角偏低,但数据受到各省经济体量本身差异的影响;若考察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则京三角最高,长三角、珠三角次之,仍然是西三角与中三角偏低。从各城市高新区企业数量看,京三角遥遥领先,这主要得益于北京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及首都政治中心的独特优势,长三角和西三角分列二三位,中三角最低。从高校数量看,西三角和中三角最高;长三角和京三角次之,但其优质教育和科研资源(211高校)优势突出;珠三角高校在数量与质量上都相对落后。
 
总体而言,京三角和长三角在金融和科技综合“软实力”上表现凸出,金融业GDP占比、R&D经费投入强度、高新区企业数、优质高校数量均排名居前;中三角和西三角所代表的内陆地区后备科研实力亦不容小觑;珠三角则在高校资源上有所欠缺。
 
四、五大城市群竞争与合作展望
 
本章参照第二、三章的分析,总结了五大城市群的经济与资源优势;参照国际城市群经验分析了五大城市群的定位特征;并梳理了各城市群的产业和房地产投资机会。
 
4.1 五大城市群的经济与资源优势图谱
 
我们将前述的经济现状和资源禀赋指标进行总结排序,分三个方面总结五大城市群各自的核心优势,并通过雷达图进行对比分析。
 
在经济总体状况方面,长三角综合经济实力最好,经济总量、财政支出、房价均排名第一,人口密度、人均GDP靠前,债务压力适中;珠三角次之,优势主要在于人均GDP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较好,另外政府债务压力较小;京三角各方面分化明显,政府支出规模较大,因而政策支持效率较高,但人口密度较大而平均房价较高,人均GDP显著偏低;中三角和西三角整体实力较前三个城市群有显著差距,西三角各方面均不突出,中三角优势在于人均GDP较高,政府债务压力较小。
 
 
在经济结构方面,我们从生产端和需求端两个角度观察:长三角服务业与消费领先,珠三角工业与出口领先,京三角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服务业相对靠前;西三角投资与农业领先,消费也较为靠前;中三角整体偏弱,经济结构与西三角有相似之处,投资与农业有相对优势。
 
 
在资源禀赋方面,长三角的金融实力、科研投入与港口运力均领先,也具有一定的后备科研实力;珠三角环境质量最好,港口运力有明显优势,科研投入也较大;京三角铁路运力和科研实力显著领先,金融实力与科研投入也排名靠前,环境质量是最大短板;中三角铁路运力排名靠前,可见地理位置决定了交通是其最大的优势;西三角在后备科研实力、铁路运力方面有一定优势,金融实力略好于中三角。与综合经济实力相比,各城市群的资源禀赋优势差异较为明显,这也为推进五大城市群之间的协同合作创造了条件。
 
 
4.2 五大城市群的国际经验对比借鉴
 
根据前文的分析,综合考虑五大城市群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优势,我们可以参照国际著名城市群的经验对其进行定位。长三角可对标纽约城市群,两者同样综合实力强大,科技、金融、外贸等方面均发展成熟;珠三角可对标旧金山城市群,其以硅谷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创新及周边地区的产业聚集,为深圳及周边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样板;京三角可对标韩国首尔都市圈,其中世宗市的迁移和建设经验可以为雄安新区提供参考;中三角可以对标同样未处于沿海地区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其交通建设和产业多元化发展方向是中部地区借鉴的对象;西三角与中三角类似,其更加互补的产业和资源结构,可以结合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的产学研结合经验。
 
1、长三角VS纽约城市群——综合实力强大,引领经济转型
 
长三角是在中国领先开发且发展较为成熟的沿海城市群,在我国五大城市群中综合实力突出,在国际上与之有可比性的就是美国纽约城市群。对于长三角而言,最值得借鉴的是纽约城市群如何利用全方位的综合优势,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全国的技术革新。
 
纽约都市圈在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在美国整体经济发展变迁的关键节点,都发挥了引领经济转型与技术变革的作用。19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后,纽约制造业顺应时代发展而迅速壮大,成为美国第一制造业中心;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在经历滞涨后依据里根经济学的指导,放松了产业政策管制、鼓励创新与新技术发展,纽约城市群也开始向服务业转型,并成为极具辐射力的服务业输出中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新经济”的发展,波士顿作为纽约城市圈的科技中心引领了信息化浪潮,电子通讯业、计算机制造业和生物技术等部门迅速兴起,成为这一地区支柱产业。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应当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科技、金融与对外贸易的优势,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当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例如:促进先进服务业的发展,利用金融中心的地位支持实体经济,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条件引进外资和技术,促进国内科技进步。
 
 2、珠三角VS旧金山城市群——创新基因,高新科技聚集区
 
珠三角高科技初创企业的聚集,使其具备典型的优于其他城市群的创新基因,这与美国旧金山城市群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聚集区发展路径相一致。时至今日,硅谷仍然引领着美国乃至全球的高新技术发展;因此,旧金山城市群及硅谷的经验值得珠三角参考借鉴。
 
第一,高新技术、风险资金、人力资本的高度融合。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三点:人、钱、技术,而硅谷将三者完美结合在了一起:追求创新且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是硅谷发展的灵魂;风险资金的投入为硅谷发展注入了血液;强大的高校与科研机构资源为硅谷提供了庞大的技术储备;在这个基础上,高新企业的快速成长与技术的快速革新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第二,国家政府力量的支持。硅谷的兴起离不开美国政府力量尤其是军方资金的支持。硅谷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从20世纪初就开始与美国政府合作,军方对先进技术的高要求、以及对成本控制和知识产权的低诉求,使其非常容易地与高科技企业达成互利共赢,因而成为培育硅谷创新企业的重要支持力量。第三,支持创新的法律、市场和文化环境。相对于美国其他地区而言,硅谷独特的法律体系为创新企业及科技人才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包括对公司初创流程的免费服务、免设竞业禁止条款、鼓励风险投资等等;而硅谷人普遍重视创造性、尊崇特立独行及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也成为孕育创新创业的绝佳土壤。第四,研究机构与企业的良性互动。硅谷的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互动紧密,这大大提高了研究成果向产品转化的效率。
 
珠三角当前具备良好的创业创新的文化范围,科技研发投入在城市群中也属领先,但优质高校资源的缺乏是短板之一。不过,目前深圳正在通过建立分校和科研院所的方式引进著名高校资源,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初,深圳已引进的著名高校包括17所外来985,1所211和6所港校,正在逐渐形成一批强有力的科研后备力量。
 
珠三角当前具备良好的创业创新的文化范围,科技研发投入在城市群中也属领先,但优质高校资源的缺乏是短板之一。不过,目前深圳正在通过建立分校和科研院所的方式引进著名高校资源,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截至2018年初,深圳已引进的著名高校包括17所外来985,1所211和6所港校,正在逐渐形成一批强有力的科研后备力量。
 
3、京三角VS韩国首尔都市圈——世宗市的迁移为雄安新区提供借鉴
 
如前文所述,雄安作为京三角的“一极”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资源禀赋方面都与北京、天津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对京三角而言目前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韩国首尔都市圈与京三角布局类似,都包含一个首都(首尔、北京)、港口城市(仁川、天津)以及一个土地面积较大的行政区(京畿道、河北省),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其中的世宗市建设起步较晚,定位于首都首尔的部分功能迁移,与雄安新区也有相似之处。世宗市的建设经验对雄安新区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新城建设需合理定位,明确短、中、长期的建设重点。世宗市的开发建设是基于城市成长的三个阶段:一是是城市发展初期,着重于行政功能与核心设施的建设,使用政府专项资金进行优惠补贴;二是城市成长阶段,投资于教育医疗科技等产业,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以扩展自足功能和吸引民间资本;三是城市成熟阶段,进一步完善各项设施,强化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二,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但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生产要素流动的过程中作用各有利弊,在全球其他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乏有失败案例:纽约新城的建立完全由市场主导,导致新城区郊区化、主城区影响力下降的“逆城市化”现象;巴西迁都巴西利亚则完全由政府主导,城市设计过于理想化(布局成飞机形状),为居民生活带来不便。韩国世宗市的建设则更多体现了政府和市场的融合:在新城建设初期,充分发挥政府的行政和资金优势,对产业和企业进行优惠补贴;待新城具备一定功能后,则重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第三,产业疏导有序,避免削弱大城市核心竞争力。新城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尽快克服大城市的资源吸引力,引导产业的有序疏解,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采取强制的政治手段,过快迁出重点产业,进而导致原有核心城市的竞争力快速下降。
 
4、中三角VS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建设交通体系,多元化发展
 
当前在全球发展领先的城市群大多都处于沿海地区,原因在于它们可以凭借沿海的地理位置优势,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红利中直接受益。中三角作为内陆地区的城市群,可以对标同样未处于沿海地区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其交通建设和产业多元化发展方向是中部地区借鉴的对象。
 
第一,重视核心城市为中心的交通体系建设。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最初经济中心在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等少数几个港口城市,随后城市规模不断增大,辐射效应也逐渐增强,并依靠主要交通干线将核心城市经济中心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了区域内有密切联系的产业功能网络,实现了区域发展一体化。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发展的经验证明交通体系结构对于区域发展有重要影响:便利的交通是五大湖城市群的基础禀赋;完善的交通体系结构对于区域内城市空间扩展具有指向作用;而核心城市依靠交通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能够推动卫星城市、新城市的孕育,进而改变原有的城市群结构。因此,高度完善和便捷的交通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纽带。第二,充分结合本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重视多元化发展战略。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正是通过区域多元化发展战略实现了复兴,许多大都市也成功地由之前的制造业中心转变为管理咨询、商务、法律、贸易、旅游等服务中心。多样化发展一方面是充分结合本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化发展也构成了城市群产业错位发展的基础,减少区域内竞争,有助于区域长久繁荣。
 
因此,中三角一方面应当以郑州、武汉、合肥等核心省会城市为中心,加快高铁铁路网的建设,强化省会城市交通枢纽地位;另一方面则应当依据自身的特色,制定区域内多元化发展的战略,以承接沿海领先城市群的产业转移。
 
5、西三角VS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城市错位发展,产学研结合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在核心资源方面与西三角地区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城市群发展对我国西三角地区的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核心城市间应分工明确,错位发展:纽约是金融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华盛顿是政治中心;波士顿是教育中心,全美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费城的金融、医疗、生物、信息等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巴尔的摩是区域内的交通枢纽。这五大核心城市在功能定位上各不相同,产业方面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第二,充分发挥本区域的教育资源,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美国东北部城市群教育资源十分丰富。其中,波士顿被誉为“美国雅典”,其大都会区拥有超过100所大学,超过25万名大学生在此接受教育。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学院、布兰迪斯大学等众多顶级名校云集于此。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及相关部门制订了一系列法规,设立各类基金,推动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的产学研合作,目前已建立起政府主导型、高校主导型、校企联合型等三种类型的产学研合作体系。
 
西三角各城市在经济状况与核心资源禀赋上具有典型的错位互补特征。例如,经济发展方面,重庆在GDP、人口密度、财政支出方面领先;成都的人均GDP与房价则相对较高;西安在其他方面落后于成渝两地,但陕西省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小。在资源禀赋方面,重庆的金融实力领先,成都的科研投入力度较大,西安则是交通运力及科研实力方面具备优势。因此,西三角三大核心城市可以依据其不同的优势资源,走错位互补发展的道路。除此之外,西三角地区优质高校数量和高新区企业数量仅次于京三角和长三角,其科研机构在西南部也自成一派体系;可以说,西三角有望成为内陆地区产学研结合发展的领头羊。
 
 
五、总结:五大城市群的发展定位与投资机会
 
基于五大城市群的经济概况、资源禀赋和投资机会的分析,我们总结五大城市群未来的定位与发展方向,并分析其各自的产业和房地产投资机会。
 
5.1 五大城市群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在每个城市群内部,都有一个金融中心、一个制造业中心和一个研发中心,使得城市群本身能够各有侧重、形成区域内协同发展的效应;而在五个城市群之间,由于其自身发展程度与优势资源的不同,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长三角定位于经济转型。其以上海为金融中心,杭州为制造业中心,南京为研发中心。长三角基于其强大的综合实力,应当致力于成为中国本轮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领头羊。
 
珠三角定位于引领创新。其以深圳为金融中心,以佛山为制造业中心,以广州为研发中心。珠三角应当利用其良好的科技创新基因和文化氛围,引领高新技术人才和企业的聚集,成为五大城市群中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京三角定位于制度改革。其以北京为金融中心,以雄安为制造业中心,以天津为研发中心。京三角应当以雄安新区的建设为契机,促进目前尚不平衡的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并利用其制度优势,探索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路径。
 
中三角定位于交通枢纽。其以武汉为金融中心,以郑州为制造业中心,以合肥为研发中心。中三角一方面应当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加快铁路网建设,强化其交通枢纽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致力于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内的多元化发展。
 
西三角定位于研发融合。其以成都为金融中心,以重庆为制造业中心,以西安为研发中心。西三角则可以利用城市间优势资源互补的特征,推动核心城市的错位发展;并充分发挥本区域的教育资源优势,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总体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前推动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京三角在中探索制度改革路径,中三角和西三角在后承接产业转移。五大城市群形成阶梯发展的雁型模式,将成为未来引领中国经济的五大增长极。
 
 
5.2 五大城市群的行业与房地产投资机会
 
1、成熟产业机会:产业聚集与规模效应
 
资金流向代表了资本所追逐的未来成长较快的行业,而产业聚集的程度则可以衡量一个城市目前优势行业的布局;除此之外,较高的产业聚集度也有利于相关企业的技术创新。我们统计了五个城市群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情况,列出了每个城市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前5个行业。从中可以大致窥见各个城市群不同特征的产业聚集特征: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科技创新特色明显,计算机、医药、通信、电子元器件等创新行业聚集程度较高;而这两个城市群中,佛山和杭州的制造业特征较为明显。京三角也具备计算机、医药等创新行业,传媒业的聚集是其亮点之一。中三角与西三角的产业聚集相对而言传统特色更为浓厚,机械、电力及公用事业、基础化工、汽车等行业优势明显。总体而言,五大城市群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的产业阶梯和分化特征。
 
2、创新产业机会:哪些行业正在受风险资本的追捧
 
高风险、高收益及投资周期较长的创投资金的流向,显示了各城市新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导向。我们利用清科私募通的数据对近三年来的私募产品资金流向进行了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私募基金流向的领域以服务业居多,互联网、IT、金融、房地产、电信增值服务是几个主要的行业,也体现了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特征,以及科创企业在这些行业的聚集;资金也有部分流向制造业行业,其中既有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半导体、电子与光电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也有汽车、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等传统制造业领域。
 
第二,每个城市群中都有一个制造业特征相对显著的城市。珠三角的佛山,长三角的南京,京三角的天津,中三角的武汉,西三角的西安。
 
第三,互联网和IT行业是每个城市群都涉及的重点投资领域;珠三角、长三角、京三角等老牌城市群的金融属性比较明显,各城市群流向金融业的资金都颇具规模;除此之外,各城市也具备一些资金聚集的特色行业:广州的建筑工程业,杭州和南京的物流业,天津的汽车业,成都的教育与培训业,西安的电子与光电设备业。
 
3、房地产投资机遇:“绩优股”与“潜力股”
 
我们采用此前的房地产专题研究中评判各城市房价潜力的模型[3]:
 
首先构建影响房价的七大指标体系,对五个城市群的房地产基本面情况进行综合打分,可以测算出各城市受到房价驱动因素基本面支撑的强弱程度;然后通过计算2011-2017年各城市房价累计涨幅排名,可筛选出近年来房价表现良好的“绩优股”;最后通过对比房价累计涨幅与该城市房地产基本面的强弱情况,可以筛选出未来房价仍然有上涨空间的“潜力股”。
 
将五个城市群进行上述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从房价基本面看,珠三角、长三角、京三角三个老牌城市群排名靠前,中三角和西三角的排名都相对靠后;从房价涨幅看,北上深三个位于沿海老牌城市群的一线城市房价涨幅靠前,西三角的成都和中三角的合肥表现突出;从潜力来看,广州、天津、西安、佛山等城市房价的基本面排名大大高于涨幅排名,说明其涨价潜力较大。也即是说,在五大城市群中,短期内房价最被低估的是广州和天津,西安和佛山也具备一定的房地产投资机会,合肥和成都的房价则可能已存在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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