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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经济之格局嬗变:回顾与展望

 
文 | 张明 葛天任
 
一、2020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2020年是新冠疫情这一“黑天鹅”推动世界秩序向着大分化、大转型方向加速演进的关键一年。全球新冠疫情是自二战之后人类世界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事件,它犹如一次全球性社会实验,在原本已经陷入重重危机的世界秩序基础上,不仅按下了经济发展的暂停与倒退键,甚至还按下了社会分裂与政权转移的加速键。
 
1、疫情与世界秩序重构
 
迄今为止,尽管全球著名分析师和主要研究机构出版了各类报告,但是还没有一个能够准确详细地预判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历史与世界秩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笔者认为,新冠疫情至少将加速四个方面的重大变革:
 
第一,新冠疫情将加速世界经济下行和分化的大趋势,这是由于各国采取的货币超发政策与国内社会分化状况加剧所导致的。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雪上加霜,而危机不过是被货币政策的短期应对所掩盖。
 
第二,新冠疫情将加速国内社会分化所引起的主要大国国内政治与经济政策转向,从而引发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重组。由于国内与国际政治相互激荡,全球脆弱地区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将加剧或发生连锁效应。
 
第三,新冠疫情将推动数字化社会加速到来。各国在新技术和数字社会建设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数字社会的最重大影响乃是透明社会的悄然来临。社会的数字化越加速,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幕布将越加透明。
 
第四,新冠疫情已经推动疫苗民族主义兴起,其最重要方面是对现行世界秩序所奉行的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念的考验。此外,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东亚国家因其内在文化价值而表现良好,尽管还没有被更多地注意到,但这将具有划时代意义。
 
2、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局
 
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经济事件莫过于美国大选及其政权更替。这次美国大选是美国历史参选人数最多、不确定性最大,但同时也最令人沮丧的一次政权更替。尽管特朗普输掉了大选,但仍有7000万人参与选举并为这个举止超常的总统投下选票。这一事件对美国来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说是一种确定性政治的来临,因为美国社会高度分化的基本现实并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因为大选而得到强化,新冠和政治的巨大冲击力也推动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暴力与示威事件的蔓延,例如“占领白宫”之闹剧。据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对2021美国经济表示担忧的诸多因素中,得分最高的就是美国的政治分裂与国内动荡(59.41%)。
 
对世界来说,由于拜登政府重回美国传统建制派国际路线,尽管确定性大增,然而这种确定性已然由于美国国内的诸多复杂矛盾而笼罩着不确定的阴影。需要着重强调,美国国内乱局并没有伤及根本,美国依然能够自我恢复,这一点需要国内决策者有着清醒认知,也就是美国依然拥有实力扭转国内矛盾和政治分化所带来的实力相对衰弱问题。而中美关系则在此种大环境下迎来重大变局,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未来竞争与合作并存。一方面,美国拜登政府将更加注重国内问题解决,在对华问题上将采取所谓巧竞争、软制衡战略。另一方面,中国对美政策正在形成更为长期的战略部署,官方和民间的理性务实声音仍为强音,但中国底线更加明确。因此,中美关系将进入缓和窗口和调整期。
 
第二,短期看,科技、金融、意识形态是重点战略竞争工具。技术革新与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正在将中美推向更深度的竞争领域,并正在塑造新的世界权力二元体制与“双峰政治”或“半球化政治”,这是由于新一轮工业化人口规模所决定的。此种双峰政治或者“半球化”政治,将在高科技、金融货币、意识形态竞争等重要领域以一种新的形式展开所谓“对冲”和“竞争”。
 
第三,长期看,美国对华战略的对抗性并无根本性改变。政治和经济上的脱钩虽然是一种“话术”,但话术的恶劣影响正在潜移默化,如不加以遏制,就会导致长期消极影响。特朗普开启了对华强硬的政治魔盒,共和党年轻一代领导力量对中国的敌意和消极看法正在逐渐形成。中国年轻一代人对美国的认知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3、世界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双循环”战略
 
2020年,由于世界经济运行本身处于相对衰弱期,加之新冠疫情与中美关系变局的影响,世界经济正在面临至少三大短期挑战:第一,全球量化宽松政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应被低估,;第二,国际金融危机风险或将在脆弱国家和地区出现并引发连锁反应;第三,受疫情和中美关系影响,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并非仅仅着眼于外部世界变化,同时也是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所致。
 
当前,中国决策层正在重新布局今后至少15年乃至30年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不仅包括双边与多边投资贸易协定的签署,例如RCEP、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中非合作、加入CPTPP等,还包括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战略,例如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国制造2025、双一流大学建设、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区域发展与一体化战略等,乃至于包括社会与再分配调整的系列战略,例如对医疗、住房、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等五大重点民生领域的战略性调整。
 
因此,决不能简单将双循环战略看成是经济战略,而应是一个国家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综合性战略举措。新时代的双循环战略不仅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关键,更决定今后三十年的发展走向。双循环战略的重要影响至少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将减少对世界的依赖,而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第二,中国将减少对传统增长模式的依赖,增加社会包容性与绿色可持续性。
 
4、全球经济陷入二战后最深的衰退,中国经济再次一枝独秀
 
全球经济增速由2019年的2.9%陡降至2020年的-3.5%(IMF2021年1月预测值)。2020年的经济增速显著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速(2009年的-0.1%),且是二战之后和平时期全球经济最深的一次衰退。中国政府对疫情防控得力,导致中国经济在2020年第一季度触底,第二季度反弹。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均在2020年第二季度触底,第三季度反弹。上述格局导致从2020年第二季度起,在中国经济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增长差距显著拉大。例如,中美季度GDP同比增速之差在2019年第四季度为3.5%,2020年前三季度分别为-7.4%、12.2%与7.5%。中国经济从2020年第二季度起迎来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2020年6月起持续快速升值,背后均与中美增长差导致的中美利差拉大有关。
 
5、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大规模财政抗疫与极度宽松货币政策
 
为抗击疫情与抑制衰退,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采取了大规模财政抗疫政策与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根据美国智库CSIS的统计,G20国家抗疫财政支出占本国GDP的平均值为8%,英国、法国等国家甚至超过了15%。美国政府针对新冠疫情的第一轮财政刺激规模合计3.1万亿美元,显著超过了次贷危机爆发后的1.9万亿美元。近期,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规模1.9万亿美元的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连续两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联邦基金利率重新回到零利率。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则由2020年年初的4.17万亿美元攀升至2021年3月初的7.61万亿美元。欧元区、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升程度也与美联储相仿。发达国家央行集体实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负利率的格局。
 
6、风险资产价格在2020深V震荡,避险资产总体表现良好
 
在2020年第二季度新冠疫情集中爆发期间,全球范围内风险资产价格暴跌(例如美股与原油),避险资产价格暴涨(例如美国国债、黄金与美元)。例如,在2020年3月,道琼斯工业指数最深时下跌了37%,并在连续8个交易日内发生4次熔断。又如,同期内,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年初的1.8%左右急剧下行至0.5%上下。然而,随着疫情在一定程度内得到控制,以及发达国家实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风险资产价格在2020年下半年显著反弹。美国三大股指均已再创历史新高,油价由每桶20美元反弹至目前的60美元以上。避险资产价格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美国国债、黄金与美元均是如此。
 
二、2021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可能趋势
 
1、中美竞争将在科技与贸易规制等重点领域展开
 
展望2021年,全球政治经济趋势分析的重点仍是中美竞争。拜登政府仍会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只不过技术与方法与特朗普政府有较大不同,其最主要差异在于以美国国内问题解决为核心,不排斥与中国就部分重要问题进行合作。
 
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有如下原因:
 
第一,受利益集团影响、盟友、以及中美理性对话等因素影响。美国金融、军工等重要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影响相比下降,但其全球利益链条的中国因素仍具有重要份额。因此,为修复和团结拜登政府所认为的最为重要的盟友关系,美欧将很有可能从各自利益出发先对俄罗斯展开精准地打击。这一点已经通过慕安会等国际机制对外发出了信号。
 
第二,美国国会两党要求遏制中国崛起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加。这是由于国际金主与美国政党政治的密切联系,由于国际盟友要求美国修复与盟友关系的声音不断增加,因此重新修复盟友关系与对华关系质变联系在一起就顺理成章。
 
第三,拜登政府寻求自身的政策主线和政策共识凝聚。例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中国通杰克·沙利文提出,特朗普政府没有重视的四大力量即美国国内投资、美国盟友力量、国际组织力量、美国的价值观,这是拜登政府所可能重视的政策方向。
 
第四,意识形态和传统建制派国际政治路线的延续。扩充七国集团,加入韩国、印度,建立民主十国的设想,不仅意识形态竞争会更加分明,而且战略军事上遏制俄罗斯、伊朗、中国会更加明显,同时提升印太安全对话机制、加强印太战略。
 
总之,在对华政策方向上,笔者认为拜登政府将会反对打贸易战,因为这损害美国商界的根本利益,但在中国台湾、香港、新疆、南海、西藏等问题上则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预计今后中美重启贸易谈判的可能性大增,美国对华的巧竞争、软制衡战略重新形成。这一点已经可以从拜登执政团队可能的最主要成员的对华态度和政治观点中得到印证。
 
随着拜登政府执政团队及其政策展开,中美将在如下重点领域展开竞争:第一,主要的核心重点在科技创新领域,尤其是科技创新涉及国家网络安全,乃至美国全球霸权体系的基础,因此科技竞争将是短期重要关键领域。第二个重点领域是金融,美国政府将可能通过多种手段打压中概股、压迫人民币升值等。第三个重点领域是“规制”之争:这些规制涉及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强制转让技术等,尤其是数字经济规则。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研究指出,国家网络实力指数排名,中国处于第2位。网络实力的关键是数字经济实力,而数字经济竞争的关键是规则制定权之争。第四个重点领域是价值观竞争,这种价值观竞争将体现在冬奥会、建党百年等重大事件的网络舆论战之上。第五个重要领域是安全问题,这里的主要是台海问题,当然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中国海外军事、商业利益保护能力的提升十分重要。
 
在短期内,由于拜登政府在上任初期,执政重心仍在于国内抗疫与恢复经济,中美经贸摩擦很可能不会继续加剧,而非暂时明显缓和。然而等拜登政府完成布局之后,中期内中美博弈依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2021年,中美关系可能迎来宝贵的缓和窗口期和政策调整期。
 
2、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程度依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根据IMF2021年1月的最新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反弹至5.5%。即使出现5.5%的反弹,其实意味着2021年全球GDP规模仅仅略高于2019年的水平,我们不能因此过于乐观。但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观点开始担心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未必能达到5.5%。原因之一,是新冠疫情仍在快速蔓延,疫苗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推广的节奏与效果仍存在不确定性;原因之二,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大规模危机冲击对实体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负面影响,会在危机结束后的两三年内逐渐暴露出来;原因之三,中美经贸摩擦走向依然面临重重不确定性。全球经济的复苏规模,可能由目前预期的V型转变为U型或者耐克型。各国内部,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受危机冲击不同,将会发生所谓的K型复苏(也即收入更高的群体复苏更快、收入更低的群体复苏更慢),而K型复苏对经济增长而言并非好事。
 
3、 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遭遇大规模负面冲击后,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均收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通常要比发达国家晚上两年至三年。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逻辑,是发达国家通常有能力在危机冲击下实施大规模逆周期财政货币政策来对冲危机影响。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由于各种外部或内部约束(例如高债务或高通胀),而没有能力实施大规模宏观对冲政策。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出台逆周期政策的力度明显弱于发达国家,时机也明显晚于发达国家。此外,即使疫苗大规模推广,我们也不难预期,疫苗大概率先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实施,之后才可能在新兴市场大规模推广。这意味着疫苗推广将会在短期内继续强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非对称复苏格局。对处于疫情重灾区,且本国经济金融基本面比较脆弱的拉美国家而言,不排除在2021年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4、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可能显著增强
 
从目前来看,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大风险,可能是美国经济复苏超预期引发通货膨胀率走高,进而导致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而美国长债利率上升将导致以美国股市为代表的全球风险资产价格进入估值调整阶段。虽然美国三大股指在2020年下半年已经重新创出历史新高,但不能就此认为美国股市将开启新一轮牛市。首先,目前美国股市估值处于历史性高位,仅仅低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前后。其次,和历史上每次美股熊市相比,2020年疫情造成的熊市持续时间太短、下跌幅度太浅,因此2020年的美股下调可能仅仅是一连串调整的开始。再次,美国股市呈现出典型的头部化特征。排名前五的互联网蓝筹占到标普500市值的20%,且其表现显著好于其他400多只股票。换言之,头部化特征导致大多数美国上市公司基本面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仅凭少数股票业绩就能导致指数创出新高。这一格局背后隐藏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2021年,我们要高度重视美股可能出现的高波动性,在特定冲击下不排除美股在2021年再次熔断的可能性。
 
5、中国将推动更多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
 
无论是中美关系变局,还是双循环战略实施,中国都必将推动更多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在合作中寻求新发展、塑造新格局。目前最为重要的且最为值得关注的三个重点领域是:第一,中国已经加入RCEP与寻求加入CPTPP,这表明中国高层已经下定决心延续当年的以外促内的改革战略。RCEP与CPTPP之间实际上既有产业链的联通之处,共性多于差别,又有大国战略因素的影响。二者主要区别在于,CPTPP对经济质量要求更高,而RECP则包容性更强。据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显示,RCEP签署对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的投资具有较为积极的影响,其中接近90%受访者认为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最大。第二,中欧贸易投资协定已经成功签署,且对欧洲短期利益明显,对中国长期战略利益明显,但中国仍需持慎重态度对待欧洲政治体系与法律体系,且截至撰稿时为止欧洲议会能否通过此协定仍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第三,中俄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中俄能源、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将会有新的机遇。
 
6、“十四五”规划开局加速自主科技创新与数字社会转型
 
中国新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今后5年,而2021年既是建党百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可谓是重中之重。“十四五”规划内外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基本落脚点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落脚点是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基本落脚点是国家战略性科技力量,其中智能制造是最为关键的战略性科技力量之一,而智能制造的关键在于《中国制造2025》所规划的十大产业的核心技术突破。十大产业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除了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改造之外,还有整个社会的数字化、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显然,2021年将是自主型科技创新的加速之年,也是数字社会转型的加速之年,而同时中国数字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竞争影响将会影响国际格局和国内发展新格局。由于中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领导者,加之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消费和商务的普及,与中国社会代际变化、消费升级、关键竞争性主导产业相关的领域的机遇将增多,相关空间、区域等附带增值空间也将增加。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影响方面,一个透明的、敏捷的、可追溯的、全球领先的数字社会已经在中国诞生,而其潜在负面影响亦未可知。
 
(张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葛天任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全球城市与合作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本文发表于《2021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财经智库主编),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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