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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博鳌观潮: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主编,2023年10月版)报告的章节之一。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文中配图摄于故宫角楼咖啡。

摘要: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加速建设,“一带一路”沿线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最快、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基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TIMG指数)的分析发现:从整体来看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2017 年之后已超越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从国别来看,新加坡、中国、阿联酋的经济数字化程度最高。从发展特征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数字化水平与经济基础具有较强相关性,但区域内国家的经济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呈现出动态收敛趋势。从细分维度来看,数字市场扩张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数字治理水平加快发展,数字技术水平发展相对缓慢。从区域发展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济数字化发展各具特色。东亚地区居于区域领先地位,东南亚的经济数字化较为发达,中东欧、西亚北非、独联体和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表现相当,中亚是“一带一路”沿线整体水平偏弱的区域。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存在的不足与挑战,结合“五通”提出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政策建议。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未来国际合作的突破口。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及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取得快速发展。截至2022年,中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未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经济数字化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合作潜力巨大。发展数字经济,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缩小“数字鸿沟”将有助于使数字经济成果普惠于民。

在此背景下,本文重点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数字化进展、趋势和问题。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基于TIMG指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数字化发展总体趋势和特征进行总结。第二部分对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领域的主要进展进行回顾。第三部分介绍“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经济数字化的主要进展、特色和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存在的不足与挑战。第六部分基于“五通”建设寻找“数字丝绸之路”发展新机遇。

一、基于TIMG指数测度“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发展趋势

2013年以来,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数字技术变革,“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数字化得到快速推进。本文基于全新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简称TIMG指数),全面评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的动态演进和发展趋势。TIMG指数选取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四个维度,对全球106个经济体在2013-2021年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度量(张明等,2023)。在TIMG指数的基础,本文选取46个代表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其经济数字化水平进行评估分析。

(一)整体趋势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水平自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提升。从平均水平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TIMG指数平均得分从2013年的43.98上升至202158.16(见图1),增长幅度达到32%,相比非“一带一路”沿线样本高出11个百分点5。从中位数水平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TIMG指数中位数得分从201344.46增长至2021年的59.47(图2),增长幅度达到34%,相比非“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同样高出11个百分点。在2017年之后,“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数字化水平进一步加速。“一带一路”沿线的TIMG指数均值从2017年之后开始超过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IMG指数的中位数也从2017年之后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拉开差距(图2)。

(二)国家排名

1报告了2021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IMG指数在区域内的排名。“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其次为中国和阿联酋。2021年,新加坡、中国、阿联酋的TIMG指数得分为87.5581.4276.18。区域排名第410的国家分别是以色列、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爱沙尼亚。

(三)典型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在经济数字化方面呈现出如下三点特征。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数字化水平与经济基础具有相关性。本文检验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IMG指数的经济相关性,结果显示TIMG指数与样本国家的人均收入、经济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水平间的相关系数为0.630.580.42。这表明TIMG指数与人均收入的相关性最为密切,其次为经济规模和金融发展。即一国经济越发达、人均收入越高、金融发展越深化,则经济数字化程度可能越高。然而,TIMG指数所反映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口规模的依赖性较弱。TIMG指数与样本国家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仅为0.18。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的知识、技术密集特性对其相关性可能有影响。相比于人口规模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数字化更为重要。在人口密集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一国需要加大提高本国劳动力质量。

 

本文绘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IMG指数与经济规模、人均收入之间的散点图(见图4)。就经济规模而言,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经济规模较高,并且经济数字化水平与之相匹配。一些国家虽然经济规模不具有优势,但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数字化水平,如新加坡、阿联酋、马来西亚等国突破了路径依赖。就人均收入而言,新加坡、阿联酋、以色列等国家的TIMG指数和人均收入均处于“一带一路”沿线的领先水平。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的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具有比相似人均收入水平国家更高的TIMG指数。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数字化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参考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中包含18个高收入国家,16个中高收入国家,11个中低收入国家以及1个低收入国家。基于经济数字化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间的相关性,本文绘制了不同收入类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TIMG指数平均水平(见图5)。

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平均TIMG指数从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依次递减,2021年得分分别为65.1158.550.4612.21。从动态变化来看,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TIMG指数均呈现稳步增长,经济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20132021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最高,增幅达到42.87%;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次之,分别为33.28%27.67%。这表明中等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正在发挥后发优势,加快推进经济数字化建设。然而,在20132021年,低收入国家的TIMG指数平均水平却出现不增反降的情况,下降幅度达到14.33%。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化面临困境和瓶颈,难以跟随其他收入类型国家的发展步伐。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数字化具有动态收敛性,但差距缩小缓慢。当前,数字鸿沟存在扩大风险。参考郭峰等(2020)的方法,本文测算了“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的σ收敛系数,用来分析国家间的经济数字化发展差异的动态收敛特征。结果显示,2013-2021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TIMG指数的收敛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仅从0.33降至0.32。相比于非“一带一路”沿线从0.48降至0.4,降幅较小。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于非“一带一路”沿线的地区差异本身较小。另一方面,这一趋势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数字化仍需进一步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否则数字鸿沟存在扩大风险。

(四)驱动因素

TIMG指数从数字技术指数、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数字市场指数和数字治理指数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本文分别从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 纵向维度

本文首先从纵向维度出发,对TIMG指数四个细分指数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寻找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快速发展背后的主要动力。

第一,数字市场扩张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数字市场指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平均水平从2013年的37.52增加至2021年的55.34,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平均水平从2013年的46.38上升至2021年的68.15;二者的涨幅高达46.94%47.49%,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数字市场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区域经济数字化的快速发展。

第二,数字治理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的作用加快提升。数字治理指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平均水平从2013年的50.54增加至2021年的61.63,涨幅达到21.94%。特别是2018年以来,数字治理指数加速提升,各国积极制定和实施有关数据安全、数字监管等方面的数字治理政策,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字技术进步相对缓慢。数字技术指数仅从2013年的41.47增长至2021年的47.51,涨幅为14.56%,低于其他细分指数。一方面,区域内的数字技术水平在全球范围缺乏优势,创新能力强的领先国家较少。另一方面,近年来美欧等国家主导下的科技封锁、技术壁垒加强,阻碍了数字技术进步在全球的外溢效应。因此,相对于数字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方面的数字鸿沟问题更加凸显。

2.横向维度

本文从横向维度出发,对“一带一路”沿线和非“一带一路”沿线的四个细分指数水平进行比较分析。

2013年,非“一带一路”沿线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数字治理四个维度全面领先“一带一路”沿线(见图7)。特别是在数字治理指数、数字市场指数和数字技术指数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平均值比非“一带一路”沿线低出8.48%6.46%4.27%。在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平均值略低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区域。

2021年,该情况发生显著变化。“一带一路”沿线在各维度的经济数字化均反超非“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见图7)。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大幅增长,2021年达到68.15,比非“一带一路”沿线高出8.85%。“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字市场指数和数字技术指数也比非“一带一路”沿线高出2.65%1.32%。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字治理水平加快提升,2021年数字治理指数略高于非“一带一路”沿线。

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的细分领域进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从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四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细分维度方面的进展情况。

(一)数字技术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进步,增强数字技术对经济转型的支持。从“一带一路”沿线数字技术指数区域排名前20位国家分布来看(见表2),2021年,新加坡的数字技术指数在“一带一路”位列第1位,得分80.84。以色列、中国分别以75.5374.17位列区域第2名和第3名。数字技术指数区域排名第410位的国家分别是马来西亚、阿联酋、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一带一路”沿线在数字技术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国民数字素养。区域内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数字人才的培养,并通过调整课程设置、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国际交流等方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客观而言,数字人才仍然集中于以色列、阿联酋、新加坡、中国等少数国家,适应于数字人才培养的教育培训体系仍然处于探索阶段。20215月,清华大学举办“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人才教育对话,与国际组织、多国学者专家、企业共同探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国际化、复合型数字贸易人才培养和教育合作问题。

第二,加大数字技术投入,促进数字技术成果转化。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数字技术的投入明显增加,成果产出取得较大进步。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22年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万亿元。再如,以色列是全球最具创新活力的国家之一,具有全球领先的产学研合作水平。根据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以色列在研发人员密度、研发支出强度等方面全球领先。

第三,促进区域科技合作,努力打破科技封锁和垄断。数字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封锁和打压,《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政策阻碍了数字创新的全球溢出。“一带一路”沿线的科技合作则有助于区域内国家共享数字红利,打破发达国家垄断。例如,中国北斗的出现打破了美国GPS技术垄断,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应用,目前巴基斯坦、缅甸、老挝、文莱等国家已经采用北斗系统。

(二)数字基础设施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做出较大努力。从“一带一路”沿线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区域排名前20位国家分布来看(见表3),新加坡位列区域第1位。2021年新加坡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得分从2013年的64.45上升至90.53。中国和印度分别位列区域第2名和第3名。俄罗斯、阿联酋、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波兰、越南的排名分别位列区域第4至第10位,数字基础设施得分均在7987区间。

“一带一路”沿线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支持政策陆续出台,各国增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面对“一带一路”沿线许多欠发达地区无法接入互联网,多国出台政策加快普及网络设施,加大对5G等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国的5G技术已走在世界前沿,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研发与推广。2019年底,中国华为公司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11家中东地区的电信公司签署5G技术协议。另一方面,“数字丝绸之路”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国际合作提供历史机遇和广阔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存在巨大资金缺口。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成为设施联通的新的着力点,为沿线国家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机遇。目前,“亚非欧1号”、“亚欧5号”“和平(PEACE)”等多项海底光缆项目积极建设或投入运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信息通讯,亚投行、丝路基金也有助于为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投融资支持。

(三)数字市场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字市场快速扩大,发展潜力巨大。从“一带一路”沿线数字市场指数区域排名前20位国家分布来看(见表4),中国的数字市场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乃至全球范围内均处于领先地位。2021年,中国的数字市场指数从2013年的77.15增长至95.57,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排名第1位。区域排名第2位和第3位分别是印度和新加坡,2021年两国的数字市场指数分别为84.281.31。此外,以色列、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土耳其、菲律宾、阿联酋和马来西亚位列区域排名第410位,2021年的数字市场指数得分71-76之间。相比之下,摩尔多瓦、黑山、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也门等国家的数字市场指数区域排名靠后。“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字市场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数字消费者规模不断壮大,数字市场潜在需求广阔。庞大的人口基数、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不断普及的数字设备、逐渐养成的数字习惯、持续完善的制度环境都促进该地区数字市场的快速扩张。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数据,202146个代表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超过27.1亿,数字市场规模庞大。根据eMarketer测算,2022年全球零售电商增速最快的前10名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6席,并集中分布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第二,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数字业态和数字企业持续成长。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渐应用,农业、制造业、商贸物流、金融、教育等经济社会活动加速地区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印度等国家数字投资活跃,推动一批具有增长潜力的独角兽企业诞生,并形成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等诸多具有竞争力的数字业态;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家的数字企业创新能力较强,并在网络安全、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第三,数字贸易往来频繁,跨国界的数字市场规模效应显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往来频繁,中国与新加坡、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泰国等国家在数字贸易方面深度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内国家的数字市场合作提供广阔平台,有助于激发跨国界的数字经济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园区建设推动数字产业集群,跨境电商的合作机制也逐渐形成。然而,“一带一路”沿线仍面临数字规则碎片化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数字服务税、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的规则制度。

(四)数字治理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治理水平提升方面做出较多努力。从“一带一路”沿线数字治理指数区域排名前20位国家分布来看(见表5),新加坡的数字治理水平位于领先位置。2021年,新加坡的数字治理指数为97.5,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排名和全球排名均位列第1位。阿联酋和爱沙尼亚位列区域排名第2名和第3名,2021年的数字治理指数为87.1286.44。区域排名第410位的国家分别为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巴林、立陶宛、以色列、斯洛文尼亚和阿塞拜疆,数字治理指数得分在7281之间。2021年,中国的数字治理指数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排名第17名。此外,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老挝、黎巴嫩、也门等国家的数字治理指数区域排名靠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治理水平方面的努力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各国高度重视经济数字化战略制定。近年来,各国都致力于制定国家战略政策推动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例如,中国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印度的《数字印度计划》、阿联酋的《数字经济先锋》计划、沙特阿拉伯的《数字沙特五年计划》等。

第二,各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并为促进经济数字化营造良好经济和制度环境。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致力于提升数字政府水平,促进政务数字化转型。新加坡、阿联酋的数字政府建设较为领先,2022年两国的电子政务指数排名分别为第12名和第13名。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反垄断、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出台大量政策法规完善数字化法律体系,并营造适应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环境。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区域国家的数字合作和数字治理规则协调。面对欧美国家主导的数字规则日益碎片化、数字壁垒加剧的现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区域数字合作的必要性增强。2017年《“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提出,鼓励推进国际标准化合作、建立多层次交流机制,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此外,《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等合作机制相继建立。未来一段时间,数字治理规则、数字贸易规则的协调和完善是重要工作。

三、“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的区域特色

本部分介绍“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的经济数字化程度、竞争力水平以及差异化特色。

(一)整体情况

从区域经济数字化整体水平来看,东亚在区域内居于领先地位(见表6)。2021年,东亚的TIMG指数为81.422021年东南亚的TIMG指数为62.57。中东欧、西亚、北非、独联体和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表现相当。2021年中东欧、西亚、北非和南亚的TIMG指数均值分别为58.4156.453.14。相比之下,中亚是“一带一路”沿线整体水平偏弱的区域。2021年中亚的TIMG指数平均得分为47.19

从区域经济数字化提升速度来看,自2013年以来,各区域的经济数字化水平均取得快速进展。中亚的经济数字化进展表现突出,在2013-2021年间的TIMG指数大幅增长超过60%。这是受区域内国家政策、“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以及基数效应的影响。南亚的TIMG指数提升也表现不俗,2013-2021年期间增长率接近40%。此外,中东欧、西亚、北非、东南亚、东亚地区的增长率在30%左右。

(二)东亚

东亚的经济数字化水平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处于领先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引领作用(见图8)。东亚地区的TIMG指数不仅显著高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平均水平,在数字市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等维度表现出超出区域平均水平的竞争优势。其中,中国是东亚地区发展经济数字化的代表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数字竞争力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大国。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其占GDP比重达到41.5%,总量规模稳居全球第二。12对比而言,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数字化依然居于世界较为领先的水平,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位列美国、中国、德国之后,并在数字技术、数字治理等领域表现突出。中日韩三国经济数字化水平高并且发展各具特色和优势,加强数字合作将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带来广阔发展前景和机会。

第一,数字市场广阔。中国基于人口规模形成庞大数字消费群体。截至2022年末,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从2013年的45.8%上升至75.6%,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10.67亿13。对比而言,韩国和日本的互联网普及率处于全球较高水平,2020年达到96.51%90.22%,互联网用户规模分别超过5000万和1.1亿。在需求侧拉动、政策支持等因素影响下,东亚地区数字企业数量多,成长速度快。数字企业的发展吸引全球创投资本,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获得融资的企业数量以及活跃的独角兽企业规模仅次于美国。

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发达。日本和韩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早,普及率较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统计,2021年日本每百人中的移动宽带和移动电话订阅用户分别为223.57个和160.88个,韩国每百人中分别有117.15个移动宽带用户和140.57个移动电话用户。中国活跃的移动宽带用户和移动电话用户分别每百人104.77个和121.51个,虽然不及一些发达国家但近年来在5G、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取得飞速发展。截至20236月末,中国已建成5G基站293.7万个14,建成全球最大的5G安全网络。中日韩均在大力增强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例如,20208月,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发布《未来移动通信研发推进战略方案》,拟在2021-2025年投入2000亿韩元(约合1.8亿美元)推动核心技术研发,最终实现6G服务。

第三,数字技术领先。东亚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创新。中国在科研成果方面具备规模优势。目前,中国在数字领域的专利申请和论文发表数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一,2021年分别达到3.53万件和17.37万篇(张明等,2023)。日本和韩国在人力资本积累、居民数字素养、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表现出领先优势。韩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100%,位居全球首位;研发投入强度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21年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4.96%,仅次于以色列。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东亚地区在数字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第四,数字治理加快提升。韩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并且具有较高数字治理水平。2022年,韩国电子政务指数得分为95.29,位居世界第3位。日本面对多年来的数字经济发展放缓,也于2019年开始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先后发布《数字化法》《数字时代新IT政策大纲》《实现数字社会改革基本方针》等政策,并制定完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法律。近年来,中国将数字经济发展上升到战略高度,加快完善滞后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政府通过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加强对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并在数据要素、网络安全、产权保护等方面完善法律规制安排。此外,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数字丝绸之路”的提出者和主要推动者,中国致力于加强数字治理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区域内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经济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三)东南亚

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数字化水平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为领先。据估计,东南亚国家整体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有望从20151.3%提高到2025年的8.5%。东南亚地区内的国家形成不同经济数字化梯队。第一梯队为新加坡,数字经济发达且发展均衡;第二梯队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数字经济增长迅猛,发展空间广阔。据估计,2025年印度尼西亚的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1300亿美元,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数字经济体。泰国政府于2016年出台“泰国4.0”战略,旨在利用创新的数字技术发展基础设施,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泰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终实现“数字泰国”。越南数字经济产业也快速扩张,2025年越南数字经济产值预计可达520亿美元,约占东南亚数字经济产值的1/618。第三梯队为老挝、柬埔寨等国家,数字经济基础薄弱,仍处于起步阶段。各梯队国家优势互补,依托东盟平台共同发力。

东南亚地区的TIMG指数整体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9)。特别是在数字市场方面,东南亚地区的竞争优势突出,极具发展潜力。首先,东南亚地区人口密集,年轻数字消费者表现活跃,为数字市场扩张建立良好基础。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统计,2021年东南亚地区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超过4亿人。其中,新加坡数字市场成熟,居民消费能力强。印度尼西亚的数字消费者规模最大,2021年约有1.7亿互联网用户。马来西亚则具有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2021年达到96.75%。泰国、越南、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新兴数字市场。其次,电子商务是驱动数字市场扩张的重要动力,东南亚地区是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虽然东南亚地区的电商渗透率平均低于5%,但增长迅猛,2020年电商市场增长率超过35%19。除此之下,数字媒体、网络游戏、在线教育、金融科技等细分市场也在东南亚地区取得快速发展,在疫情后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再次,东南亚地区数字贸易往来频繁。据统计,东南亚超过半数电商活动为跨境形式。2018年,东盟国家签署《东盟电子商务协议》,促进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跨境电商合作密切。例如阿里巴巴收购东南亚电商零售商Lazada、腾讯投资东南亚移动社交购物平台Shopee,积极开展跨境电商合作。

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治理维度,东南亚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平均水平相当,或略高于平均水平(见图9)。东南亚各国正在加快推进经济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新加坡是亚太地区数据中心枢纽,网络资费和移动设备成本低,网络速度快。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也具有较好的网络设施。面对新加坡、泰国等多国面临的频繁网络攻击,多国正在积极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在数字技术方面,东南亚国家普遍科研产出薄弱、创新能力不强。在数字治理方面,东南亚各国政府积极推动经济数字化建设。例如,新加坡的“服务与数字经济蓝图”、泰国的“智慧泰国2020”计划、印度尼西亚的“2021—2024年数字印尼总路线”、马来西亚的《数字经济大蓝图》等。

(四)中东欧

中东欧地区的经济数字化整体水平在“一带一路”沿线中等偏上,发展较为均衡(见图10)。中东欧地区的TIMG指数以及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指数与“一带一路”沿线平均水平相当,在数字市场维度略低于平均水平,而在数字治理维度高于平均水平,表现出一定的竞争优势。从国别分布来看,俄罗斯、爱沙尼亚是中东欧地区经济数字化的领跑者,2021TIMG指数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排名中位列第7名和第10名。此外,波兰、捷克、立陶宛、斯洛文尼亚等国的经济数字化也较为发达,多数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排名第20-30名左右。黑山、阿尔及利亚、克罗地亚等国家的经济数字化水平相对落后。

俄罗斯、爱沙尼亚、捷克、波兰等领先国家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表现相对较好。俄罗斯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大力建设。2021年,俄罗斯每百人中的移动宽带和移动电话订阅量分别为107.65个和168.98个。俄罗斯网络安全进展迅猛,2020年国际电信联盟(ITU)测算的网络安全指数全球排名居于世界第5名。爱沙尼亚自独立以来陆续推出“e-Estonia”、“X-Road”和“e-Residency”国家级数字化工程,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竞争力,被称为“欧洲硅谷”。捷克工业基础强大,随着“工业4.0”战略推进,捷克在人工智能、自动化、网络安全等领域取得显著进步,成为区域内重要的技术中心。2020年新冠疫情促进中东欧国家在电子商务、网络支付、在线教育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然而,该地区仍然存在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网络犯罪和盗版猖獗等问题。企业数字化转型仍然较为滞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数字企业,数字产品和服务供给有待进一步丰富。

中东欧国家越来越重视支持数字化发展的战略政策制定以及国际数字合作。爱沙尼亚在独立之初就将国家电子化列为五大国策之一,白俄罗斯于2017年出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法令》。近年来,俄罗斯加快提升数字治理能力。20177月,俄罗斯政府将数字经济列入《俄罗斯联邦2018-2025年主要战略发展方向目录》,编制完成《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并经政府正式批准。201910月,普京批准《2030年前人工智能发展国家战略》。此外,捷克于2021年批准国家复苏计划,总投资达到2000亿捷克克朗(约93亿美元),其中20%用于数字化转型。

中东欧国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不断加强数字合作。2018年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2019年中国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会议在中国成都举办。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将推动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信息中心,加强双方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合作。中国数字企业在中东欧具有重要布局。华为、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等高科技公司先后在匈牙利、波兰等国建立分公司和研发中心。2016年万华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匈牙利建立欧洲信息通信中心,促进智能制造建设。

(五)西亚北非

西亚北非地区的经济数字化整体水平在“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中等位置,但发展差异明显。从图11来看,西亚北非的TIMG指数基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平均水平相当,在数字治理维度略低于平均水平。在国别分布上,阿联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数字化程度相对较高,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黎巴嫩、也门、伊拉克等国的数字化建设则明显落后,国家间发展极不平衡。

一方面,以色列、阿联酋等区域领先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良好,数字技术发达。从数字技术来看,以色列是全球数字技术强国,拥有支持数字技术创新的良好生态,包括高水平的国民数字素养与产学研合作能力等。目前,以色列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芯片等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例如,以色列在芯片设计、原材料和设备制造、测试封装等关键节点上具有强大实力。阿联酋也在鼓励数字技术创新,计划打造“世界区块链开发之都”,目前已推出“2021年阿联酋区块链战略”和“迪拜区块链战略”。从数字基础设施来看,海合会成员国的网络设施较为发达,阿联酋等国的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广度和质量高,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阿联酋也是阿拉伯国家首个推出和使用5G的国家,网络速度快、质量高。根据vpnMentor研究,阿联酋的5G网络速度目前居于全球之首。

另一方面,区域内多数国家仍面临数字基础设施落后、互联网普及率不高且性别鸿沟巨大、数字市场有限、数字化转型滞后等问题。经济结构单一、政治局势动荡严重阻碍该区域经济数字化发展。近年来,多国陆续制定数字化相关战略和政策,日益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以色列政府于2013年推出第一个加速数字化建设的决议。2015年以色列设立数字以色列局以协调各部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2017年,以色列国会通过《数字以色列五年计划(2017—2022)》,提出缩小经济社会的数字差距、支持数字产业、建设智能友好政府等重要任务。阿联酋的政务数字化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早在2001年就推出数字政府项目,并先后出台《阿联酋联邦数字政府计划2014》、“智慧政府”计划、“智慧迪拜2021”等。2021年,阿联酋的电子政务指数得分为90.1,位列世界第13名。

西亚北非地区的数字合作不断深化,形成地区合力。2018年首届阿拉伯数字经济会议(阿布扎比)开启由阿拉伯经济联盟理事会倡导的“阿拉伯数字经济共同愿景”,未来10年将在不同阿拉伯国家建设50个数字经济项目222020年,巴林、约旦、科威特、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五个国家联合创建数字合作组织(DCO),旨在通过数字经济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六)南亚

南亚地区的经济数字化水平在“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印度是区域内的领先国家。根据印度政府估计,2025年数字经济占印度GDP的比重有望提高至20%,创造1万亿美元的价值23。相比之下,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数字化程度落后,2021TIMG指数排名均在“一带一路”沿线排名靠后。

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南亚地区略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平均水平。近年来,印度的移动电话用户不断增长,手机设备价格和移动资费均出现显著下降。此外,印度的网络安全建设不断完善。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评估,2020年印度网络安全水平全球排名第10位。相比之下,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普及度和便利度水平仍然较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资金缺口。在数字市场方面,南亚地区基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平均水平相当。印度的数字消费者规模全球排名第2名。截至2021年末,印度共有6.46亿活跃数字用户24,具有广阔的潜在市场需求。印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活跃的数字企业和强大的IT产业基础。然而,印度的数字化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收入群体间差异明显。2020年疫情之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市场快速增长。在数字治理、数字技术方面,印度明显低于“一带一路”沿线平均水平,具有较大的竞争劣势。印度虽然在数字经济相关科研产出方面较为领先,但在人力资本积累、数字技能普及等方面仍然欠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更为薄弱。

近年来,印度加快推进经济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能力提升。201571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数字印度”计划,涉及宽带建设、移动互联、公共互联网接入、电子政务、电子服务、信息公开、电子产品制造业发展、信息技术领域就业等9个重点发展方向。巴基斯坦于2021年成立特别技术区管理局(STZA),希望借鉴中国深圳的成功模式,吸引大型IT公司、研发中心和高等教育的合作,从而促进“纳亚巴基斯坦”建设。斯里兰卡信息通信技术协会也于2021年提出“人人共享数字化”倡议,旨在推广数字技术,建设科技型社会。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为南亚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一定支持。

(七)中亚

中亚地区的经济数字化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一带一路”沿线普遍低于平均水平(见图13)。中亚地区在数字市场、数字技术维度具有明显的竞争劣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平均水平差距较大。随着近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的经济效应显现,中亚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治理水平取得快速进展,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平均水平差距逐渐缩小。

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中亚地区发展普遍落后。除哈萨克斯坦相对领先之外,经济欠发达和局势动荡制约该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亚地区约有一半人口没有接入互联网,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近年来,中亚地区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哈萨克斯坦每百人中的移动宽带订阅量从2013年的54.23个增长至2021年的86.77个。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开展5G测试工作,并将分阶段部署使用。乌兹别克斯坦的互联网网速从2016年的80千兆/秒增至2020年的1200千兆/秒,相关网络资费下降幅度超过90%,移动通信普及率提升至70%。土库曼斯坦也于2020年宣布将投入1000万美元用于阿什哈巴德等地的IT中心建设。在数字治理方面,中亚国家日益重视数字化发展。哈萨克斯坦提出“数字哈萨克斯坦”计划并通过《数字哈萨克斯坦国家规划》,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出台《关于采取措施发展数字经济的总统令》《数字乌兹别克斯坦2030》的国家战略,吉尔吉斯斯坦先后提出《2018—2023年吉尔吉斯共和国数字化转型构想》《数字化吉尔吉斯斯坦2019—2023路线图》,土库曼斯坦出台《2019—2025年土库曼斯坦数字经济发展构想》《2021—2025年土库曼斯坦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塔吉克斯坦批准《关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电子政务组建的构想》等。

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存在的不足与挑战

TIMG指数测度结果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数字化仍然存在如下不足与挑战。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数字技术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缺乏领先优势。从区域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技术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西亚、中东欧等地区,并且在全球排名中的领先国家偏少(见表2)。“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面临人力资本欠缺、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一带一路”沿线数字技术水平发展较为靠后的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有些国家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难以支撑数字技术发展。有些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对其他国家商业机构提供的数字服务实施了限制性政策。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飞速进展。新加坡和中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多个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全球排名大幅提升。例如相较于2013年,阿联酋的2021年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排名上升38位,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中国的全球排名也大幅变化,分别上升26位、25位和18位。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仍然较为落后,多数国家面临数字基础设施连通性、普及率不强、便捷性有待提高、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字治理水平有待提升。从全球排名来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2021年仅有新加坡、阿联酋、爱沙尼亚三国跻身全球数字治理指数排名前20名。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治理方面明显发力。中国、阿联酋在2021年的数字治理指数全球排名相比2013年分别上升18名和11名,已经取得显著进步。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治理水平仍有待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数字治理指数全球排名中等偏后,不具备竞争优势。接近半数国家的数字治理指数全球排名在50名之外。下一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在数字经济相关法律规制、良好营商环境以及数字政务等方面的建设仍有待加强。

第四,“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有待加强。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逐渐活跃,中国在其中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格局尚未形成,并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全球数字经济合作圈正在分化,欧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仍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主要参与国和规则制定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面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封锁的威胁。此外,“一带一路”沿线也成为国家数字竞争的重要区域。例如,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部分的合作基础深厚,在数字行为体部分的合作聚焦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数字媒体运营,在数字化应用领域的合作重点是智能工厂和智慧城市建设(肖莹莹和张建岗,2022)。另一方面,目前与中国建立数字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后发国家。从细分指标来看,合作国家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通过优势互补深化合作,充分挖掘合作潜力。

五、基于“五通”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政策建议

下一阶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应结合“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挑战,基于“五通”寻找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新机遇,形成“新五通”发展模式。

第一,加强政策沟通,促进数字治理合作。随着数字经济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跨境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增加,以及数字壁垒和数字鸿沟的出现,各国开始逐渐意识到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数字治理合作。2023年,中国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呼吁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做好风险防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框架和标准规范,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中国及相关参与方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中国支持加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网络法治领域交流合作。下一阶段,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领先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深入开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与治理,基于共同利益搭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平台,达成全球数字治理新模式,将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与东道国的数字市场相结合,挖掘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新空间和新机遇(Chenetal.2023)。

第二,加强设施联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支持建设和完善区域通信、互联网、卫星导航等信息基础设施。一方面,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大、质量高。根据全球质量基础设施指数的统计,2021年,在183个国家(地区)中,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体全球排名全球第2位。2022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发布“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中国共有79家企业入围。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基础设施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大部分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为落后。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将是设施联通的新发力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依托基建质量的较强竞争力,凭借其数字基础设施的领先地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合作,加快推动人工智能、5G、数据中心等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提高先进数字基础设施普及率,着力减缓数字鸿沟问题的同时,提高数字基础设施质量,重点提高国际网络安全水平(Wanget al. 2023)。

第三,加强贸易畅通,开拓数字国际市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同意进一步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特别是推进国际贸易单据数字化、推进航运贸易数字化等合作31。下一阶段,数字贸易将成为贸易畅通的重要抓手和趋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贸易领域对接、参与国际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是开辟数字贸易畅通的新方向。一方面,基于中国广大的数字消费市场可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建立数字贸易合作。中国可通过跨境电商输出中国商品,打开贸易新渠道。另一方面,中国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数字贸易协定,构建数字贸易规则。当前,数字贸易规则还处于完善洽谈阶段。不同国家地区的数字贸易合作参与程度参差不齐。例如,数字经济规则是中国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基本导向,中国关注重点是商贸便利化规则(沈玉良等,2022)。在全球国际贸易规则向以数字促进贸易的第三代贸易规则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可依托数字市场优势,加快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与合作。

第四,加强资金融通,优化数字金融合作。基础设施投资具有低收益、高风险特性,中国政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方,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出资方,加之国有企业先行投资,这容易引起一些大国对传统地缘政治秩序改变的担忧(葛天任和张明,2021)。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一定程度助力“一带一路”。一方面,数字金融可以开拓新型合作模式。例如,支付宝采用“本地伙伴+技术赋能”的出海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研发出9个满足当地需求和特色的“支付宝”,成功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连为一体(刘玲等,2023)。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国际合作新模式可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为资金融通提供便利。从2018年起,中国央行采取以“原油期货交易的人民币计价、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推动人民币计价结算”为特征的新“三位一体”策略,人民币国际化在该策略的推动下从2017年至今再度取得快速发展(张明,2022)。2019年,中国央行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Bridge)的合作实验,这最终可能产生一个独立于现有SWIFT系统之外的基于数字货币的国际支付清算体系。这都可以给未来“一带一路”沿线资金融通提供新路径和新方式。

第五,加强民心相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应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不断增进各国人民以及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共同搭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加剧与美国的对抗,加深而非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抵制情绪(张明,2015)。为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有必要多渠道构建双边(多边)互信合作机制。一方面,为消除“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美国和部分沿线国家质疑风险,消弭“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掠夺论”的噪声,通过公共外交增进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是一个重要方式(葛天任和张明,2021)。另一方面,深化《“丝路心相通”共同倡议》,通过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传播中国文化、发挥华侨华人商会通过“点线面”的发展格局凝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力量(陈胤默等,2023)、加强来华留学生交流学习(特别是学习数字经济等相关专业)等方式增进交流互鉴,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经济合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ChenYinmo, Zhang Ming and Wang Zhe, Allying more digitally, China Daily Global, 2023-06-12.

Wang Zhe, Zhang Ming and Chen Yinmo,Catching up digitally, China Daily Global, 2023-06-09.

陈胤默、张明、王喆:华侨华人商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现状、问题与展望[J]. 亚太经济,2023年第3期。

葛天任、张明:“一带一路”精细化发展阶段隐形风险的连锁机制与精准对策[J].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

刘玲、张源、齐嘉琳:开创“一带一路”数字金融合作新局面,中国金融,2023年第13期。

沈玉良、彭羽、高疆、陈历幸:是数字贸易规则,还是数字经济规则?——新一代贸易规则的中国取向[J].管理世界,2022年第8期。

肖莹莹、张建岗:美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及分歧[J].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

张明、王喆、陈胤默: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TIMG202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张明:全球新变局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扩展——从“新三位一体”到“新新三位一体”[J]. 金融论坛,2022年第11期。

张明:直面“一带一路”的六大风险[J]. 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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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Asset Managers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与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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