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的作者向晨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本科生，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我是晨曦本科时期的导师，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特色之一，由博士生导师担任本科生导师。从本科一年级开始，她每个月向我提交当月的读书笔记，至今不辍。当前，科技金融是国内的热门语汇。众多周知，风险投资在科技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晨曦的这篇读书笔记，将美国风险投资体系的精髓做了非常精准地刻画，故而转发，以飨读者。文中配图为今年8月哈尔滨太阳岛上的无人机表演。

以时间顺序，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带领我们穿越般地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风头的跌宕起伏，窥出其中关于人性、时代、财富甚至资本善恶的秘密，通过将硅谷的传奇企业、人物故事、以及对行业发展脉络的真知灼见呼应交融，揭秘了硅谷指数级技术革命背后的千亿资本运作实情。

首先在引言里作者介绍了理解风投的一大前提——指数法则或二八定律，“从一个事物平稳变化切换到另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一旦你跨越了危险的边境，那么最好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这种惊险一跃也能过结合另种洞见来解释引起非凡影响力的原因：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体系是通过价格信号和公平交易合约来协调的市场，和通过组建由自上而下的管理者领导的大型团队来运营的企业”，但对介于市场和企业中间地带的风险投资网络关注较少，而他们的优势正式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将资金、大客户、有才华的员工引荐给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并将成熟的团队组建、资源分配和战略制定的模式运用到初创中，加之网络的流动性和不定形，他们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通过在创业者、创意、客户、资本之间建立联系，风投人将聚在一起的聪明人转化为创新网络”。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在大前辈仙童半导体所得到了充分论证，上世纪50年代认为组织人的身份特点在于本能地服从、员工的忠诚是免费的、不值得用股票期权去换，但仙童让他们不再受制于实验室而能出去会见客户，于是“在开发出第一批晶体管前就已经结识了潜在买家，并弄清楚了什么样的设备会有市场……解放资本的意义在于释放人才、强化激励、打造出新的应用科学和商业文化”。

时间推移，为了更有效地支持像“八叛将”一样极具潜力但备受束缚的人才，戴维斯和洛克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同时“不是先定下要投资的企业，然后再寻找机构投资人，而是先筹集资金，这使得寻找机构投资人不再是必要的。此外，普通合伙人可以在基金中管理资金，这是对谨慎投资的一种健康激励方式，且只能在有限时间内部署，因此需要在谨慎和进取中寻找平衡”，这般激进的股权文化避免了ARD在所投公司扩张时收益无法分享的缺点。同时，因为不似传统组合管理能过通过多元化来分散资产布局，风投人通常以董事会中一定的控制权来控制风险，即“无金融投资”，这种形式跳过了固定资产、财务预测而专注于投对的人，也被称之为“知识账面价值”。

到了70年代，《乒乓》的案例展示出新型投资人在塑造企业上更高的参与度，“和大规模单次筹资不同，分批向创业者发放资金能更好地推动初创企业达成计划中的里程碑，每一次注资都是经过精准评估后的谨慎决定。如果说50年代揭示了解放资本的力量，60年代来到了以股权为核心的限时机制，那么70年代的进步是双重的：新型风险投资人塑造了注重实干的积极行动主义风格和分阶段融资的新方式”，红杉资本的唐·瓦伦丁和凯鹏华盈的汤姆·珀金斯就是代表人物。新的实践让后者在天腾电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证明了“珀金斯定律”的真实性：“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成反比，如果解决了一个真正困难的技术问题，你将面临最小的竞争”。优秀案例还包括基因泰克，因为“分批次的融资不仅提高了研究人员不同阶段的连续性激励，还减轻了对创始人股权的稀释”。

继续向前，“风险投资的下一步发展并不在于工具包的扩张，而是风投网络的出现，庞大的创业家网络取代了少数聪明的个人，由天才驱动演变成由进化驱动的系统”。得益于80年代美国政府的大规模降低资本利得税和对养老金等领域谨慎人原则的放松，风投企业、募集资金、就业人才空前繁荣成倍增长。社会学家更明确地发现了硅谷的软性优势，“经济学家总是更看重产业集群的活力，代表包括纽约金融业、好莱坞电影业、硅谷科技业，他们观察到产业集群形式能在特定领域滋养出深厚的劳动力市场，但相比于对工人和雇主之间所存在生产性匹配的关注，萨克斯尼安的研究更近了一步，她强调硅谷初创企业之间模糊的界限存在，以此探索内部关联的质量……相比于过去大型公司自成一体的内部紧密和外部壁垒，初创集群更松散的内部关系和更强大的外部联系更利于思想分享和创新”。而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多的弱关系，是因为风投人在有意识地培养适宜的环境，建立人际关系网不仅仅是他们工作的一项，更是在这个行业里站稳脚跟的关键。而互通互联的同时，他们还需要有分寸地维持住其中coopetition的平衡，“确保一些秘密得到共享，但核心的商业机密又不受侵犯”。在人之外，钱的猛增同样带来了颠覆性的转变，“成熟的风投合伙企业会将好的交易占为己有，这意味着像英特尔或苹果那样，领投者引入共同投资人来控制风险的分散融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一个新进入的风投人必须主动争取机会，而吸引创始人的一个明显方法就是精通他们的技术”。

到了新世纪，在风投的助推下，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世界攻城略地。“以雅虎为开端，成长性投资从2009年左右开始成为硅谷主流的模式，风投合伙企业也从超本地化转变为更具全球视野的模式”。尤其在以孙正义为代表的超级天使的羽翼下，巨额的成长型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通过上市来获得资金，他们的出现让创业者找到了传统风投的替代方式，推迟了被股权分散、财务公开、机构监管等等因素所掣肘。放弃股东民主制度、拒绝奎茂模式等谷歌，“睡衣恶作剧”的扎克伯格，还有以YC为代表的更大范围的年轻人起义， 都标志着风险投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最初由一般投资人、后来由阿克塞尔风格专家所组成的行业，现在正在分为种子、早期和成长型投资人。同时他们也开始学习听创始人的，越来越走向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而非瓦伦丁和珀金斯式言传身教的家长式风格”。这些年轻创始人的案例，从反面向未来在软件之外的生物科技、清洁技术、能源利用等重资产行业如何进退自如提供了参考意见：“投资人所获股权逐渐减少主要源自于创业者日益增长的自信，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只需融到有限资金就能承诺快速的天文数字回报，难怪投资人会满足于只拥有少量份额。所以，如果考虑到为资本密集型项目融资，他们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如果企业方允许他们拥有大部分股份，那么加大投入也未尝不可”。

正如译者序里所说，风投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根基其实是偏薄弱的，“相比于由半导体、计算机、生物科技、到软件和在线服务一步步成长起来完成技术和实战积累的美国硅谷，我国由于文化和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如今面临的核心困境是更快、更短、却没有更精，最显著的特征是有限合伙人机构化不足，导致存续期过短。进入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新时期，整个社会需要更多耐心的资本，同时对失败更加包容”。同时，参考世界多地希望模仿它成功却难以实现的例子：“由于经济规模较小，以色列的创业集群更像是硅谷的附属品而非竞争对手，当一些发明初步形成后，他们第一选择是去寻求美国风投的支持并瞄准美国市场。这个过程中，许多企业甚至将其总部移到了西海岸，这非但没有形成挑战，反而加强了它在科技领域的统治地位”，加上最后结语里作者的四条经验之谈，“减税比补贴更有效，实行有限合伙制正是避免双重征税的最大功臣；鼓励初创企业员工获得股票期权；政府必须投资于科学——包括培养年轻科学家，以及支持和商业化相去甚远而无法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研究；放眼全球，通过发放签证吸引科学家和企业家，同时接受国际公认的税收规定和国外风险投资人满意的法律形式”，给我过未来风险投资的体系建设和新制造业的独立发展从正反两面提供了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