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经济大概率强势复苏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周期反弹的机遇打开结构改革的空间，从根本上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带着一系列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研究员。

 

《金融时报》记者：“十四五”期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以“要素市场化”为着眼点和突破口，有哪些重点区域的经济发展值得期待？

 

张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并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庞大的内部需求的优势。而要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打破要素在我国境内流动面临的各种障碍，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市场化定价。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会推动包括劳动力（人才）、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种要素的市场化定价与自由流动，打通要素流动面临的各种堵点。而一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与自由聚集，那么未来10年内中国将会出现新一轮区域一体化。作为国内大循环的第三个支柱（另外两个支柱分别为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其非常重要，可能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最重要的趋势。目前来看，围绕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开展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郑州、合肥、武汉）、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有望成为未来中国区域一体化的五大增长极。这五个区域在未来不仅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汇聚之地，其自身的房地产市场也有着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为深圳、广州、佛山），这里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已经形成了创新与金融的两翼，这里将会演变为中国版的硅谷。二是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为上海、杭州、南京），这里国有、民营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是区域发展程度最均衡区域。三是京津冀地区。京津冀一体化过去的问题是河北一直没能发展起来，而如果未来雄安新区作为新的城市崛起的话，就可能带动河北的发展。京津冀地区既是中国的科创中心，也是资源分配中心。四是由郑州、合肥、武汉构成的中三角地区，这里是中国的大通道，是高铁时代最大的获益者，未来也将成为勾连其他四个区域的中枢地带。五是由成都、重庆、西安构成的西三角地区，这里教育、科研实力较强，且人均人力资本成本较低，可以很好地吸纳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三角扩散出来的产业。从一体化角度来讲，这5个区域内部的15个核心城市之间优势互补，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城市金融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制造业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科研力量相对更发达。从梯度优势排列来讲，五大区域之间形成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梯队，中部三角、西部三角为第二梯队，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国内版雁阵模式。

 

要素自由流动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地区发展差异化，即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加剧。例如，上述五大区域都位于胡焕庸线的东南，西部只有西三角地区，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京津冀地区。但如果“双循环”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即使出现地区差距，先行地区发展好之后，会发生产业的外溢、经济的扩张，加上政府有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这些机制将带动后进地区的发展，推动中国各地区更高水平的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2021年疫情变化与外部环境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

 

张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封闭发展，打通内外双循环意味着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分析如何实现内外互促。

 

在贸易层面，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应该抓住全球产业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可能发生调整（链条长度缩短、区域化）的时机，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坚守中国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

 

在金融层面，中国政府应该基于新“三位一体”原则来推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所谓新“三位一体”，是指大力发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地位、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及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培养对于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在开放层面，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夯实省级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内涵，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面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尽快夯实各自的内涵，结合各省市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出台具有鲜明个性化与特色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案，并以这种建设来带动区域经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

 

在机制层面，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充分利用好现有国际多边机制的作用，例如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WTO）、贸发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继续推动由中国政府倡议的新多边机制建设，例如“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态势良好，但“三驾马车”的恢复并不均衡。疫情抑制了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相对于投资和进出口的恢复速度，消费恢复明显滞后。今年乃至整个“十四五”时期促消费扩内需应从哪些方面进行？

 

张明：要推动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需要做好以下六方面工作：第一，目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很明显的下降，制约了消费扩大升级。应通过改革，在初次分配层面努力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第二，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零售品消费增速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呈现出波动下行趋势，与此相随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但其拥有可支配收入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制约了消费扩大升级。应通过征收财产税等措施，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层面加大居民部门的再分配政策力度。第三，中国政府应该长期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房地产调控思路，避免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因房地产价格上涨而继续显著上升，避免房地产畸形繁荣对消费增速的挤压。第四，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地有序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扩大农民群体消费。第五，要持续促进居民收入改善和消费扩大升级，必须让民营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民营企业承担着80%的存量就业和90%的增量就业。如果民营企业没有发展前景，居民收入改善和消费扩大升级就是无源之水。第六，传统制造品比如汽车和家电等商品消费已经达到饱和，部分产品已供过于求。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养老服务需求旺盛，均面临供不应求局面。要加快向社会与民营资本开放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行业，在相关行业内形成更完善的市场竞争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科技成为拉动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新基建，对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意义何在？

 

张明：在中美摩擦注定长期化、持续化的背景下，推动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随着中国技术水平和全球先进水平越来越接近，中国经济的体量不断放大，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弱。最近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力度继续升级，对中国整个科技研发体系全面封杀与遏制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技术进步跟国外顶尖技术之间的联系。换言之，除了贸易与投资的逆全球化在加速，技术方面的去全球化也在加速。在上述背景下，推动新基建至关重要。推动新基建本身即是推动技术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新基建的铺开有望成为推动新一轮国内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

 

加快新基建投资对中国经济来讲有两重含义。首先，有助于经济增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中国经济也遭受疫情重创，而新基建在短期内有助于提高总需求，在长期内则有助于改善总供给。目前，无论从政府政策还是市场资本动态都表明，新基建将对所有相关产业链迅速发展带来诸多利好。其次，有助于提高长期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为了重振中国的长期增速，既要加快技术创新，也要推动结构改革。新基建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国内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推动国内新一轮技术创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那么，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必须以新基建为重要抓手，推动相关产业迭代升级。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拉动投资相比，新基建更多是通过支持和推动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发展壮大，提升经济运行全要素生产率来带动社会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应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努力推动国内技术自主创新。这意味着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扭转国进民退的现象、实现教育理念从“工程师思维”向“创新思维”的转换、继续努力推动国际技术交流等。同时，应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化机制，强化对新基建项目的投入产出研究、总体规划、绩效考评体系，及时反馈建设成效及其社会经济效应。围绕全面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设备服务全面升级的需求，加快建设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以及新终端。在推动新基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避免地方政府主导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注：本文为笔者接受《金融时报》记者谢晶晶的访谈实录，发表于2021年2月8日。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