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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天任:探索中国经济自发深层动力——评《五大增长极》

注:本文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葛天任副教授为笔者新书《五大增长极:双循环背景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撰写的书评。
在中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明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所撰写的《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以下简称《五大增长极》)不仅给出了精准的方向与方案,而且详细地阐释了新时代城市群发展与都市圈建设在中国经济社会再平衡方面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即激活经济的结构性潜能的同时推动社会的区域性与结构性优化。这是未来中国发展最为关键的战略选择。显然,《五大增长极》一书抓住了关键时机,不仅提出了明确而富有洞见的理论思考,而且给出了易于操作且极其务实的前景预测。
 
《五大增长极》着眼于探索中国经济的自发深层动力机制,一方面寻求下一步增长的潜能所在区域,另一方面也尝试剖析城市群发展与都市圈建设的阻滞动因,并提供解决策略和方案。甚至,这本书还讨论了如下几方面与每一位读者自身生活高度相关的内容,如空间增长潜力分析、区域发展策略建议、职业选择与规划、核心资产配置等,只要仔细阅读,读者们自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干货满满”。以笔者对三位作者的了解,本书的写法方面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简洁、锋利、可验证”的特色是他们一贯的写作风格,不仅给读者带来了极佳的阅读体验,也让这本书区别与“短视”的市场报告与“啰嗦”的学术研究。下面,笔者将从时机、观点、结构、不足、展望等五个方面对《五大增长极》一书给出具体的阅读评析和启示。
 
一、时机
 
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接近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根据剑桥大学经济史学者麦迪森的著名研究,过去2000余年来中国经济实力走过了一个“微笑曲线”,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经历过像中国这样从巅峰衰落又能够重新崛起的伟大历程。我们正在经历历史,经历着人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古老国度重回世界之巅的历史,而我们就在这个历史的关键当口。如果我们这代人没有把中国重新崛起推向高峰时刻,那我们如何对得起后辈子孙的灼灼目光呢。
 
当前,中国发展正处于关键时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正面临“内忧”与“外患”。越是如此,我们越需要保持高度清醒,越需要沉着冷静。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分化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十四亿人口的工业化是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重大成绩,也是重大挑战。究竟如何构建一个十四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治理体系,考验着我们的勇气与智慧。虽然中国的崛起为世界带来了发展与机遇,但中国崛起所遭遇的国际挑战仍然是长期的,需要审慎应对。僵化的“冷战思维”与消极保守的“民粹主义”仍然占据着一些人的头脑,正如马克思所曾经深刻指出的,它们如同“梦魇”一样,不仅笼罩着并束缚了这些国家的自身发展的脚步,甚至正在遏制和试图束缚中国的发展。显然,这种意识形态化看待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国际政治挑战,从根本上说唯有通过中国自身强有力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加以反驳,才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根本的办法。
 
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大增长极”理论及其系统观点的提出,就具有十分关键且影响深远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才说《五大增长极》一书抓住了时机。
 
二、观点
 
《五大增长极》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区域一体化正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新战略选择。但作者所言的区域一体化并非仅仅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策与政府定位,还来自于市场自发动力与自发推动的区域一体化。作者强调,真正的区域一体化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市场和要素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以及区域政策一体化。显然,从以上五大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分析维度来看,真正想要形成“增长极”,还需要下一番功夫才行,因为这显然需要高超的改革智慧与施政技巧才能够实现。
 
在笔者看来,本书的最大亮点或者观点,还在于作者的“五大增长极”理论与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所制定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管理部门所强调的“国土空间体系规划”以及若干地方政府提出的“都市圈发展战略”存在内容与思路上的差异。隐藏在作者的分析逻辑之中,但没有被鲜明表达出来的是,打造这种能级的区域增长极,其关键是靠“太极功”,本质上是基于市场自发能力基础的动态规划,刚猛的“少林拳”要用在破除体制束缚之上,而不是用在“规制”良性市场生长机制之上。
 
显然,任何经济发展规划或空间规划,如果缺乏经济和产业基础,都是难以落实的,最终也是难以成功的。回顾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经验,珠三角、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的“规划成功”,是建立在市场自发秩序基础上的“扶持”与“引导”,而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失败”,尤其是“环京贫困带”的存在,则本质上是“干预”市场升级乃至“掠夺”社会资源所致。因此,“五大增长极”理论首先对既有的经济社会规划体系、尤其是空间规划体系提出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并因而也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动态的国家“规划”最终成为释放经济增长结构性潜能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相反。
 
可以说,明确了这个主要分析逻辑和规划理路,再去理解“五大增长极”的推进方式,乃至五大增长极对与经济社会发展再平衡的重要意义,就能够真正直达破解未来发展的问题核心。
 
三、结构
 
《五大增长极》一书正是从寻求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战略思考切入并破解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作者先后分析和描绘了珠三角、长三角、京三角、中三角、西三角等五个“城市群”发展及其区域一体化的前景,并且肯定性地指出,未来中国最有前景的区域就存在于以上五个区域。这里面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顺序决定差距。作者采取的分析顺序,即从南向北,从东向西,在笔者看来其实背后隐藏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大幕开启的先后顺序,这并非是巧合。在笔者看来,这种发展的先后顺序,恰恰是时至今日中国南北差距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小平同志一度十分后悔没有坚持沿海地区全面开放的决策。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决策层一度考虑全部开发沿海地区,魄力可谓不小,并曾考虑过市场经济本身所潜在的区域差距隐忧,但后来由于国家财政根基主要在东北和江浙,因而最终在历史的因缘巧合中逐渐形成了从南向北开放的顺序。由此观之,五大增长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经济改革及其自身所带来的国内中心-边缘结构的一次重大矫正,也即空间上体现为所谓的“南北差距”的一次重大调整和修正。因此,五大增长极的真正形成也必将再次重塑中国的财政根基与公共财政的空间治理结构,由此形成的对于国家治理的深远影响甚至作者们也没有注意到。
 
第二,布局决定结局。五大增长极的形成是建国七十年长期计划经济积累,尤其是国家战略连续性的重要体现。作者发现每一个区域城市三角,都包含着一个金融中心、一个制造业中心、一个研发中心,因此城市三角能够完成一个区域产业的充分互动并因而具有地理空间的集聚效应。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这样的城市三角的形成以及类似“雁阵模式”的梯度区域发展结构,显然不只是市场经济内生自发扩散秩序的动力所致,更源自于建国后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系统性的工业化发展布局、“三线建设”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等前三十年中央政府统筹规划的努力。笔者在前面的论述中指出,我们固然要警惕权力之手借“规划”之名行破坏、干预乃至掠夺市场之实,但是我们仍然非常有必要自信地表明,中国发展的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并非分割的两个部分,而是相互联系、递进发展的有机统一体。就这一点而言,甚至有不少学界人士都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建构之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完全有必要在此把上述发展布局问题讲得更加透彻,同时这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五大增长极”逐渐浮出水平并赫然生成的基础条件和动力机制。
 
四、不足
 
这本书的独特价值非常明显,它的读者群的包容性很大,无论是学术还是政策研究者,无论是市场人士抑或青年学生,只要是关心中国未来包括自身未来发展的大众读者,均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然而,以严肃的学术批评角度观之,这本书仍然有两个不足:
 
第一,“五大增长极”没有充分地把东北与西北的城市群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潜在增长极”实际上还应该纳入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沈阳的“东北三角”,以及西北地区的乌鲁木齐-兰州-拉萨的“西北三角”。此二者不仅在战略地位上极端重要,在社会与政治层面更是与全国连为一体,是中华民族难得的战略腹地与战略纵深,即便从区域经济乃至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东北与西北在能源、粮食、矿产、重工业制造、经济金融潜能等诸多方面是其他区域所难以比拟的。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过去短短四十年的经验来看待东北、西北发展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要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和更高远的战略定位来看待东北、西北的区域一体化及其重要性。
 
第二,如何促进“增长极”内部的均衡可持续发展,作者的分析维度相对缺乏充分阐释。虽说对于经济学者来说,这过于苛责了,但从实际问题来讲,这也是同样值得高度关注的区域发展难题。作者从历史背景、资源禀赋、经济环境、国际经验、投资机会来比较分析“五大增长极”的形成与不足,显然不足以完全概括区域一体化的深层动力机制。这些区域之间与内部的行政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集聚”或“分化”因素,包括内部亚文化一致性、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社会横向与纵向流动性等因素都决定着区域整合的深层机制,甚至有可能决定“五大增长极”能否从理论变成现实。从欧洲、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经验来看,伦敦、巴黎、东京、首尔等大都市的集聚发展固然提高了国家参与全球化生产的竞争力,但同样也带来了不小的内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化发展、环境污染、居住分异、生活成本上升、移民融合等。以“西三角”为例,成都、重庆的发展固然令人瞩目,但是大量投资集中于区域内部的“首位”城市,而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与之的差距过大。“增长极”如何带动区域全方位的“增长”仍是值得高度关注、在书中语焉不详的关键问题。
 
五、展望
 
综上,《五大增长极》一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展望未来,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需要进一步思考、厘清、讨论乃至深入研究:
 
第一,国土空间系统性治理、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群发展、都市圈建设,是当前解决内外问题的一个关键节点,是下一步促进双循环2.0版新战略的关键着眼点,是下一步国内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着力点,此重大判断可以说是目光犀利、抓住了时机。对于认识到上述重大判断的重要性和准确性,本书给出了相当清晰连贯的理由。
 
第二,五大增长极是中国经济发展内生结果,也是前期战略布局的重要结果,因此在推进方式上仍要以市场秩序为根本,政府角色在于扶持、引导,并重在通过结构性改革以推动要素自由流动,走出一条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全方位、立体式发展的新路。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推进,尤其是如何通过“增长极”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
 
第三,《五大增长极》指出的空间经济学的重要性,但应加强东北与西北的发展战略研究,尤其是空间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五大增长极”不仅不应排斥七大城市区域的系统建设,反而要找到进一步支持东北、西北的发展的具体路径,以形成新型的“碳中和”、“碳达峰”的东、西两大生态区域增长极。实现七大城市三角的有机互动,这也是中央战略部署的题中之义。
 
只要我们运用战略思维和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而不仅仅只是通过经济学视角来观察西北、东北的发展战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七大城市三角最终将连结其中国的城乡格局、区域空间以及上下层治理结构,支撑起中国未来发展的坚实动力基础。因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这两片广阔的纵深空间是百年乃至千年尺度上支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根基。
 
发表于《审计观察》2021年第8期,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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