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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 城市群: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热词。
 
在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全新的发展阶段下,中国将面临新一轮消费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挑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认为,应对这两大挑战,关键的抓手在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
 
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规模限制的超大城市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人口和产业的溢出。在张明看来,在这一背景下,围绕超大城市组建城市群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日前,张明和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以下简称《五大增长极》)一书,判断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三角和西三角是当前中国最富增长潜力的5个经济区域。该书一经出版,引发了市面上广泛的关注。
 
近日,张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讲述了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必然趋势背后的内在逻辑,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推进城市群战略,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兼顾地区均衡,避免城乡差距扩大。
 
城市群将成为必然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五大增长极》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城市群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主引擎。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张明:我和我的团队是从2018年开始从事区域一体化研究的。2018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我们当时判断这场摩擦会持续很长时间。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体量后,美国要遏制中国进一步的增长,将会是一个长期、综合的策略。我国过去良好的外部环境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就已经陷入停滞,增速降到了3%左右。外需变弱,而中美贸易摩擦让外需变得更不可靠。
 
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首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引擎一定会转回国内。过去靠开放带动改革,靠外循环带动内循环,但在贸易战爆发后,我们认为未来国内的增长可能会成为主要动力。在国内的增长动力里面,什么又会成为新的动力?
 
我国的投资水平总体已经很高,再靠高投资带动增长比较难,两个引擎中除了投资就是消费,所以消费在增长中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凸显,成为中国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动力。但没有大国是只靠消费崛起的,投资也需要升级,从目前比较粗放的、传统的制造业升级为高附加值的现代制造业。
 
其次,继续城市化是驱动消费扩大和投资升级的动力。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快速地推进,截止到去年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60%以上,但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还相对较低。所以我们认为,未来进一步的城市化是大势所趋。换句话说,要让农民真正进城,而且能够扎根留下来,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而带动消费升级。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已经到一定阶段,出现了超大城市,但城市规模又受到限制,所以围绕超大城市展开的城市群,可能会成为未来城市化的主要发展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城市群成为未来增长的必然选择,更多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
 
张明:内部、外部的因素都有,但是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动力。
 
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到了增长换挡期,本来内部也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例如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需要升级。怎么寻找和挖掘新的产业,产业政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市场供求来发挥作用,要让要素充分流动起来,去到收益率更高的区域。
 
这一点,在过去10年间,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是中国目前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目前的核心产业在全球也很有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成功的经验,就是用市场来寻找优势产业,再结合产业政策发展短板。
 
培育国内统一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未来城市群应该如何发挥主引擎作用?
 
张明: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要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增长,就要充分利用国内统一的市场。但是我国国内市场现在还不是统一市场,存在很多对市场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的障碍,跨省流动的障碍尤其多。
 
比如,一个企业想把总部从一个省迁到另一个省就非常困难。资金流动也有障碍,每个地方的人民银行和银监局都希望本地的银行主要为本地企业提供贷款,因为业绩考核主要取决于本地信贷的增长。
 
这些障碍都限制了我国统一市场的培育。我们当时就判断,中央一定会出台政策,打破要素流动的障碍。如今,相关的政策已经有不少落地了。
 
目前,要素流动的壁垒在省一级最严重。因为考核地方政府,主要是看经济增长,所以地方政府都愿意把资源留在本省,所以未来要发展跨省域的区域合作,最重要的就是改变地方官员的行政考核体系。以长三角为例,未来在对江苏、 浙江、上海的政府官员考核时,可以考虑增加一项关于融合发展的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五大增长极发展,内部应该注意些什么?
 
张明:均衡发展。在这方面,长三角做的最好。京津冀内部的差异就比较明显,河北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北京和天津都有很强的虹吸效应,河北承担了很多额外的代价。比如,北京治理空气,光治理北京的企业没有用,关键是要关停河北的重污染企业。但这对于河北而言是不经济的,河北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发展重化工业。既想要北京有蓝天白云,又想让河北发展起来,就需要跨省的转移支付机制。
 
其实,北京、天津可以带动河北的发展,雄安的建立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抓手。因为雄安就在河北的腹地,离保定很近,离石家庄也不远,有望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另一个抓手是冬奥会,张家口、承德都是河北以前比较穷的地方,但自然环境不错,如果冬奥会可以带动旅游经济,那河北就能因此获得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那五大增长极相互之间应该注意什么?
 
张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天然存在发展梯度。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认知,一种是各地平均用力,都大量投入,各地都筛选出主导产业,但那样行政性较强,而且很多地方可能不具备比较优势;另一种是允许要素流动,让东部地区进一步发展起来,通过一个合理机制的建构,让东部带动中西部的发展。
 
《五大增长极》倡导的是后一种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我们在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雁阵模式”,未来国内产业配置将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为雁头,以中三角、西三角为雁身,其他地区为燕尾,形成一个梯度发展的模式。
 
东部很多产业不用向国外转移,可以比较便捷地向中西部转移。为什么很多产业以前不向中西部转移?因为过去要素在国内转移成本太高,还不如到国外去。
 
中等城市将迎来发展契机
 
中国新闻周刊:城市群的发展会不会使得大城市越来越大?
 
张明:在每个城市群内部,未必会出现“大城市进一步扩大,再虹吸周边区域”的情况,融合发展可能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未来城市群内部,中等城市发展可能会加快。
 
我国已经在避免发展超大城市,控制城市总体的人口规模,市区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往外扩散,因此围绕特大城市周围的卫星城将迎来了发展契机。而高铁时代的城际交通变得越来越便捷,成本不断下降,也助推了这个潮流。
 
这些崛起的中小城市会有不同的产业布局,有些城市以旅游为主,有些城市是大学城,以科创为主。让市场配置资源,产业就会去到最理想的目的地。例如深圳房价太贵,深圳的研发资源就会向东莞转移。
 
中国新闻周刊:五大增长极之外的其他地区怎么办?
 
张明:未来10到15年,如果五大增长极发展起来,有可能这五个区域跟其他区域的差距会拉大。这五个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如果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画一条线,这些区域全在线的东南。
 
人们谈论的“差距”,往往是根据GDP总量。如果将来考核地方政府业绩时,使用常住人口人均GDP可能会更科学。如果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中西部人口会流向东南部,压低东南部地区的人均GDP。更不用说,这些人在东部地区赚钱后,很多还会把钱寄回中西部老家,中西部常住人口人均GDP就会上升。
 
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不适合发展密集的大工业,更适合发展特色产业。这些地方人少了之后,可以扩大规模,发展特色产业,推进绿色经济。
 
事实上,换一个思路看,未必GDP总量越高就越好。如果中西部人均GDP和东部差不太多,同时环境更好,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需要更换思路来看待区域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城乡差距会不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张明:在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城乡差距扩大,有两个思路。一个是用补贴,另一个是放开人口流动,让农民总数减少,进城的农民工收入会提高,进城后还会通过汇款等方式补贴留在农村的亲友。
 
要实现放开人口流动这个目标,首先是户籍改革,现在除了超大城市外,其他地方户籍准入已经慢慢放松;其次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的农民工家庭在城市能够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最后是农地流转,把农民工目前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变成资产,甚至允许他把这个资产换成城里的房子和社保,让他们能依靠财产性收入在城市里留下来。
 
目前,一些乡村改革正在做这些事情,把这些事做好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
 
注:本文为笔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戴小虎的访谈,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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