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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 如何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

注:本文为《金融博览》专栏文章,发表于2022年第7期。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文中配图为四川省南部县满福坝片区。

 

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融入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具有三个要点:一是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实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以对外开放来促进对内改革(以外促内)。毋庸置疑,这一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全球化退潮、新冠疫情爆发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长期性停滞格局,以及以中美经贸冲突为标志的全球经贸环境变差,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得更弱、更难依赖。二是从内部环境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放大,再靠净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也日益变得力不从心、难以持续。上述两个变化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战略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难发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如何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并且通过内循环的构建来促进内外循环的融通发展,就变得更加重要。换言之,我们将从“以外促内”的发展格局,转换至“以内促外”的发展格局。过去我们是以开放促改革,未来我们将转而以改革促开放。
 

那么,应如何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呢?笔者认为,这一格局必须构建在以下三大支柱之上: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素来具有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特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经济体量的放大,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正在由第二产业与投资切换至第三产业与消费。因此,如何促进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扩大以及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升级,就变得尤其重要。从供给层面来看,这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更广范围的消费选择。从需求层面来看,这意味着要努力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这恰恰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意。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解决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
 

全球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生产网络面临冲击,全球产业链可能会变得更加区域化和本地化。中美冲突的爆发和持续意味着再靠“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进步愈发困难。因此,如何实现国内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供应链的“补链强链延链”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在全球生产链变得更加区域化与本地化的前提下,如何确保中国在亚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生产链龙头地位就变得至关重要。而要推动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就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拓展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技术进步的70%)、转变教育理念(从培养“工程师思维”到培养创新思维)。

 

中国拥有14亿人口,且人均收入已经突破1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具备构建广阔国内市场的前提条件。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市场存在严重分割,各类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面临明显障碍。这既制约了国内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市场化定价,也损害了要素的优化配置与福利最大化。因此,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必须打破要素流动束缚与国内市场分割的格局,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
 

不难看出,上述三大支柱是在从不同层面出发来塑造国内大循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是从需求层面出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是从供给层面出发,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是从制度与基础设施层面出发。
 

事实上,在上述三大支柱中,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很可能是更为根本的、更具决定性的举措。一方面,只要让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分好蛋糕”之前最大程度地“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只有构建起具有足够规模与深度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才能更好地支撑我国企业构建横向成团、纵向成链的产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向全球拓展。

 

笔者认为,制约要素流动与统一大市场构建的最深层次障碍,在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过于强调GDP增长、公共预算收入等指标。在这种考核体系之下,地方政府自然愿意把各类要素聚集在自己的属地之上,同时会限制本地要素流动至其他地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一家大企业想跨区域搬迁总部,将会面临何种阻力。此外,如果一家金融机构将大部分金融资源投放到属地之外,恐怕也会招致本地政府的很大阻力。因此,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机制;而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就必须改变其政绩考核体系,适当淡化GDP增长与公共预算收入等指标,而将要素市场化定价与跨区域流动等指标纳入其中。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发布,由此引发了有关各方的热议。一方面,该意见明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另一方面,该意见也实事求是地提出,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试想,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各类要素真的能够突破各种体制机制束缚、转为自由流动的话,要素一定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配,而是可能加速流入特定区域。要素的再度集聚有望推动中国国内新一轮区域一体化。

 

笔者认为,未来10年至20年内,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郑州、合肥、武汉)与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将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五大区域。在此基础上,中国将形成新的国内雁阵模式(大湾区、长三角与京津冀为雁头、中三角与西三角为雁身、其他中西部区域为雁尾),并与新的国际雁阵模式(中日韩为雁头、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对发达国家为雁身、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对落后国家为雁尾)一起,演变为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双雁阵模式”。这一“双雁阵模式”的构建,反过来又会再度助推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完善,实现“以内促外、以外促内”的双向良性互动。

 

(笔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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